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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1921) 挽袁世凯行书廿三言联
54×1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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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734
拍品名称：
严复(1854～1921) 挽袁世凯行书廿三言联
作 者：
严复(1854～1921)
年 代：
1916年作
尺 寸：
54×13 cm.
材 质：
水墨纸本
形 制：
镜片连框
拍品描述：
钤印：瘉野堂、严复、尺盦长寿
释文：共和则必亡，既无术忏此妖言，琴瑟更张，何怪我公规帝志。
匹夫原有则，但不幸生丁耍国，志业弗遂，长教后世悼雄图。
严复挽袁世凯楷书二十三言联史事笺证
笺证：
共和则必亡、妖言、忏：严复《与熊纯如书》：“夫任公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其友徐佛苏曰：‘革命则必共和，共和则必亡国。’此其妖言，殆不可忏。而追原祸始，谁实为之。”
又云：“有清之社，则已屋矣，中国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苏之妖言，大虑终无可忏。”为此联又一注脚。
徐佛苏与严复、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袁氏改行帝制张本，发起“筹安会”，严杨孙刘李胡，并称“筹安六君子”。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严复即针对共和国体、国民素质、周边环境等重大政治因素致书时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中国目前状况的完全不适宜建立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新型国家。人民的素质和周遭的环境至少还需要30年的改进与同化，才可能达到那样的水平。”（窦坤等译著《泰晤士极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直击辛亥革命》）
后来，在《与熊纯如书》中更直截了当声明：“鄙人愚戆，终觉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就令比踪美、法，亦非甚美可愿之事，矧不逮耶！”
自严氏看来，梁启超与其友徐佛苏对于西洋政体皆一知半解，梁氏谓“吾往日论议，止攻政府，不诋皇室”，清廷乃“家天下”之集权政府，与西欧“虚君共和”本质迥异，“夫任公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
另外，严氏谓“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由于“天下共主”无合适人选，不得已而行共和之制。即便施行共和国体，以其自身沉疴难起，“亦乱弱其常”，“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反观中国，“地大民众”，积弊丛生，“尤所不宜”。
严氏对于康、梁变法改良之主张、举措，亦颇不以为然，其云：“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梁启超主政各类报刊，“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无异煽动、蛊惑。加之康有为晚年“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更令严氏不齿。
琴瑟更张：此指袁世凯废除民国共和制度，改行帝制。
然帝制取消之后，时局动荡，东邻伺机破坏，散布流言，严复《与熊纯如书》：“自帝制取消之后，风谣朋兴，大局极为危岌。”严氏对于党人挟私，国民寒心，袁氏称帝，自谓德望所归均有所指摘，其云：“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着既差，威信扫地。”
生丁耎国：此系严复感慨袁氏生不逢时，时势弄人，国衰民弱，内忧外患，虽雄才伟略，亦难以支应，最终志业颓败。《与熊纯如书》：“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
严氏所译《原富》卷四：“夫中国虽于今为耎国，而终为外人所严惮，而恐为其子孙忧者，有二事焉：一曰土地广大，物产浩博也；一曰民庶而勤，作苦治生也。”
严氏厉声挞伐梁启超好为可喜新说，“然使出身谋国，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国民程度之不及，则其人之非实行家，而毕生学问皆为纸的”，罔顾“国民程度之不及”，侈谈国体，终非实行家所为。徒“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使捣乱者得借为资”，致使政局纷然，不可收拾。
帝制、共和两派各挟私心，以国为戏，置国势大局于不顾，遂使列强窥伺，不免沦为傀儡，即便袁氏退位，无补于国势安定，其云：“顾退位矣，而用何等手续，弹压方面，使神州中国得以瓦全，则又毫无办法。故复常谓：‘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之私，而为旁睨胠箧之傀儡。以云爱国，逷乎远矣。’”
严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陈说袁氏稳定时局，不作第二人想，其云：“惟是今于取消帝制之后，复劝项城退位，则又万万不能，何则？明知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德人有言：‘祖国无上。’为此者，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皆可牺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劝项城退位，非有爱于项城也。无他，所重在国故耳。夫项城非不可去，然必先为其可以去。”严氏不肯逼促袁项城退位，实则顾全大局，非关私交，待政局稳定，不可任由项城窃国恋栈，故须审时度势，“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乃为良谋。
由于国势所限，“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绝非最优解，“存国为第一义”，在袁项城值此“孤危戒惧之时”，正可顺势“修约法，损其政权”，为日后立宪奠定基础，乃为明智之举。
雄图、悼：与上联“帝制”合观，则“雄图”非泛言袁氏有“雄图大略”之才具。揆诸载籍，则有魏徵《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虽实下民伊赖，然非上帝所临，壮志展于人谋，雄图屈于天命。”柳宗元《封建论》：“秦有天下……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武曌《改元载初赦文》：“隋帝乘时，雄图不逮于秦氏。”
可见，此处“雄图”特指国家统一之版图而言，《与熊纯如书》：“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退则复辟，即严复所倡“君主立宪制”国体是也。
悼者，叹其人亡业败。
附加: 一件
释文：共和则必亡，既无术忏此妖言，琴瑟更张，何怪我公规帝志。
匹夫原有则，但不幸生丁耍国，志业弗遂，长教后世悼雄图。
严复挽袁世凯楷书二十三言联史事笺证
笺证：
共和则必亡、妖言、忏：严复《与熊纯如书》：“夫任公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其友徐佛苏曰：‘革命则必共和，共和则必亡国。’此其妖言，殆不可忏。而追原祸始，谁实为之。”
又云：“有清之社，则已屋矣，中国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苏之妖言，大虑终无可忏。”为此联又一注脚。
徐佛苏与严复、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袁氏改行帝制张本，发起“筹安会”，严杨孙刘李胡，并称“筹安六君子”。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严复即针对共和国体、国民素质、周边环境等重大政治因素致书时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中国目前状况的完全不适宜建立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新型国家。人民的素质和周遭的环境至少还需要30年的改进与同化，才可能达到那样的水平。”（窦坤等译著《泰晤士极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直击辛亥革命》）
后来，在《与熊纯如书》中更直截了当声明：“鄙人愚戆，终觉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就令比踪美、法，亦非甚美可愿之事，矧不逮耶！”
自严氏看来，梁启超与其友徐佛苏对于西洋政体皆一知半解，梁氏谓“吾往日论议，止攻政府，不诋皇室”，清廷乃“家天下”之集权政府，与西欧“虚君共和”本质迥异，“夫任公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
另外，严氏谓“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由于“天下共主”无合适人选，不得已而行共和之制。即便施行共和国体，以其自身沉疴难起，“亦乱弱其常”，“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反观中国，“地大民众”，积弊丛生，“尤所不宜”。
严氏对于康、梁变法改良之主张、举措，亦颇不以为然，其云：“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梁启超主政各类报刊，“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无异煽动、蛊惑。加之康有为晚年“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更令严氏不齿。
琴瑟更张：此指袁世凯废除民国共和制度，改行帝制。
然帝制取消之后，时局动荡，东邻伺机破坏，散布流言，严复《与熊纯如书》：“自帝制取消之后，风谣朋兴，大局极为危岌。”严氏对于党人挟私，国民寒心，袁氏称帝，自谓德望所归均有所指摘，其云：“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着既差，威信扫地。”
生丁耎国：此系严复感慨袁氏生不逢时，时势弄人，国衰民弱，内忧外患，虽雄才伟略，亦难以支应，最终志业颓败。《与熊纯如书》：“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
严氏所译《原富》卷四：“夫中国虽于今为耎国，而终为外人所严惮，而恐为其子孙忧者，有二事焉：一曰土地广大，物产浩博也；一曰民庶而勤，作苦治生也。”
严氏厉声挞伐梁启超好为可喜新说，“然使出身谋国，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国民程度之不及，则其人之非实行家，而毕生学问皆为纸的”，罔顾“国民程度之不及”，侈谈国体，终非实行家所为。徒“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使捣乱者得借为资”，致使政局纷然，不可收拾。
帝制、共和两派各挟私心，以国为戏，置国势大局于不顾，遂使列强窥伺，不免沦为傀儡，即便袁氏退位，无补于国势安定，其云：“顾退位矣，而用何等手续，弹压方面，使神州中国得以瓦全，则又毫无办法。故复常谓：‘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之私，而为旁睨胠箧之傀儡。以云爱国，逷乎远矣。’”
严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陈说袁氏稳定时局，不作第二人想，其云：“惟是今于取消帝制之后，复劝项城退位，则又万万不能，何则？明知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德人有言：‘祖国无上。’为此者，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皆可牺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劝项城退位，非有爱于项城也。无他，所重在国故耳。夫项城非不可去，然必先为其可以去。”严氏不肯逼促袁项城退位，实则顾全大局，非关私交，待政局稳定，不可任由项城窃国恋栈，故须审时度势，“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乃为良谋。
由于国势所限，“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绝非最优解，“存国为第一义”，在袁项城值此“孤危戒惧之时”，正可顺势“修约法，损其政权”，为日后立宪奠定基础，乃为明智之举。
雄图、悼：与上联“帝制”合观，则“雄图”非泛言袁氏有“雄图大略”之才具。揆诸载籍，则有魏徵《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虽实下民伊赖，然非上帝所临，壮志展于人谋，雄图屈于天命。”柳宗元《封建论》：“秦有天下……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武曌《改元载初赦文》：“隋帝乘时，雄图不逮于秦氏。”
可见，此处“雄图”特指国家统一之版图而言，《与熊纯如书》：“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退则复辟，即严复所倡“君主立宪制”国体是也。
悼者，叹其人亡业败。
附加: 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