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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 潘曾绶墓志铭 册页
25×29cm×5
作品估价：RMB 5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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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状态：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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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0905
拍品名称：
赵之谦 潘曾绶墓志铭 册页
尺 寸：
25×29cm×5
材 质：
水墨纸本
形 制：
册页
题 识：
题识：皇清诰封光禄大夫追赠三品卿衔内阁侍读潘公墓志铭。清故封光禄大夫赠三品卿衔内阁侍读潘公墓志铭。会稽赵之谦撰并书。公讳曾绶，字韨庭，吴县故太傅潘文恭公第三子也。枢幄旧勋，甄沐隆峻。高门曾门，三世赐官。重光累徽，著在刊记。公胄籍深华，性秉盅邈。束发受经，究极师法。属书离辞，藻警殊绝。道光二十年举京兆试，明年考授内阁中书，游擢侍读。爰典著作，中和有闻。兼领秘书，遗阙是整。察缣纶于纤缛，综扬掷之虚盈。详致覆稽，声绩克举。考格连最，娄阅褒贲。赏戴花翎，加四品卿衔。以父忧去职。再遭母丧，燧穀思悲聿怀，誓墓毕葬服除。公子祖荫时官翰林学士，遂就养京邸。孝友纯固，忘宏微之。让文史娱乐，修士宗之业。朝市岩谷，处静味道。优游簪佩，觞酒赋诗，著《陔兰书屋集》二十卷。炳烛之明，白首弥笃。萧然物外，任理栖迟，享年七十有四。光绪九年正月甲辰微疾遽卒。公五十后，祖荫迁工部侍郎，封阶一品。其卒也，祖荫方奉命为军机大臣，受任重寄。皇上孝治天下，闻而轸恻，诏追赠三品卿衔，给银治丧。慈渥所覃，优被家宠。朝野羡仰，识为异数。公始娶汪夫人，次娶陆夫人，皆前卒。葬县十一都下二十二图巨字圩。汪夫人生子一祖荫，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庶子一祖年，州同衔。祖荫等既奉丧南还，十一月壬辰将启旧兆，并灵合柩，辱以之谦为知德能述行，命书之贞石，纳诸泉局。铭曰：万石躬行，庆官内史。叔节继志，临晋大起。江表清第，天下盛门。先贤后哲，世集丝纶。餐经养年，宅心止足。帝鉴耆德，士慕高躅。洪柯翳景，潜灵萃区。青山白云，何天之衢。休丽荣名，垂后不朽。隐轸千里，石堂八牖。下出银艾，蕴祥振奇。埋文穿中，庶无愧词。
出版著录：
出版：
1.《清潘光禄墓志铭》，光绪十九年（1893）石印本。
2.《赵之谦潘公墓志铭》，民国育古山房印本。
3.《赵撝叔大字书法潘公墓志合刊》，民国求古斋印本。
4.《赵撝叔大字书法潘公墓志合刊》，香港东南书局。
5.《潘公墓志铭》，中国书店，1985年。
6.樽本树村编《赵之谦字典》，二玄社，1991年。
7.陈振濂主编《日本藏赵之谦金石书画精选》，第124-128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
著录：
1.《潘祖荫日记》，“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八日”，苏州博物馆藏稿本。
2.邹涛编著《赵之谦年谱》，第296页，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
3.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赵之谦卷》，第267页，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
拍品描述：
说明：
1.《潘曾绶墓志铭》是赵之谦受潘祖荫所托，为其父潘曾绶撰写的墓志铭。潘曾绶是晚清名臣潘世恩之子，潘祖荫之父，曾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等职。潘家是名门望族，世代收藏丰富，赵之谦与潘家交往近十年，期间得以饱览潘家收藏的诸多彝器铭文和历代碑刻拓本，眼界大开。1883年，潘曾绶去世，潘祖荫委托赵之谦撰写墓志铭，于是有了这篇传世之作。
2.此墓志铭为刻碑前正稿，铭文共580字，其中篆书23字，隶书557字。其用笔浑圆，结字茂密，融合北碑雄强质朴与文人书法灵动雅致，是赵之谦“魏底颜面”风格的典型体现。这篇墓志铭不仅是赵之谦书法艺术的高峰之作，更是晚清碑学兴起的重要标志。它在19世纪末以来的碑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被众多书法家和学者视为学习魏碑的重要范本，其用笔、结字和章法布局被后人反复研究和模仿。吴昌硕、齐白石等近现代书法大家也深受其影响。此外，该墓志铭的拓本在近代多次印刷，广为流传，进一步推动了碑学的传播与发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
赵之谦《潘曾绶墓志铭》的文化精神与碑学革新
光绪九年（1883）正月廿二日，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在父亲潘曾绶病逝后，作出了一个极具文化意义的抉择——邀请赵之谦撰写并书丹墓志铭。潘祖荫选择赵之谦并非偶然。作为晚清碑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赵之谦的书法“合隋唐结构、北魏笔法为一炉”，其独特风格在咸丰、同治年间已声名鹊起。而潘祖荫本人则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学者型官员，两人在学术与艺术上有着深厚的共鸣。
赵之谦接受委托后，历时近一年完成这件作品，其间“书函往还，颇费时间”，直至岁末“墓志刻成已入冬矣”。这种不厌其烦的创作过程，体现了他对书写潘曾绶墓志铭的敬畏之心。墓志铭在传统文化中具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神圣性，要求创作者在有限的空间内既要准确传达逝者的生平事迹，还要符合墓志文体特有的庄重风格。赵之谦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挑战。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盛，书法家逐渐突破帖学传统，转向汉魏碑刻寻求新变。赵之谦作为碑学的中坚人物，早年学颜真卿，后转习北碑，最终形成“颜底魏面”的独特风格。《潘曾绶墓志铭》正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
相较于传统唐楷墓志的端庄整饬，赵之谦在此作中融入北碑的方峻笔法，使点画更具金石味。如横画起笔多取侧锋切入，收笔时顿挫明显，带有《张猛龙碑》的峭拔感；转折处则外方内圆，兼具唐楷的稳健与魏碑的雄强。这种融合并非简单拼凑，而是基于对碑刻刀意的深刻理解，使书写既保留毛笔的流畅，又具备石刻的凝重。
在结字上，赵之谦打破了唐楷的匀称法则，采用“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手法。如“卿”“赠”等字，左右结构故意错落，形成动态平衡；而“潘”“铭”等字则强化主笔，使字形在严整中见险绝。这种处理方式源于他对《龙门二十品》及六朝墓志的取法，但比早期碑派书家（如邓石如、包世臣）更注重书写性，避免了生硬摹刻的弊端。
章法上，墓志铭整体采用纵有行、横无列的布局，字距紧凑而行距疏朗，既符合墓志的庄重需求，又赋予文本以节奏感。赵之谦对碑刻的独特理解，使他在书写时已考虑刻工效果。《潘曾绶墓志铭》的线条粗细对比强烈，但转折处均以圆笔调和，避免过于尖锐的“刀刻味”。这种“以笔代刀”的创作方式，使得最终石刻既能体现北碑的雄浑，又不失书写的自然。
潘祖荫收到完成的墓志后，在十二月初八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回赠赵之谦的行为：“寄玉壶碧私盖、五彩壶彩盖赠赵之谦，以谢其作铭并书及篆盖。”潘祖荫选择珍贵的玉壶和五彩壶作为回赠，既是对赵之谦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上层文人之间以雅物相赠的传统。
赵之谦最终完成的《潘曾绶墓志铭》（全称《皇清诰封光禄大夫追赠三品卿衔内阁侍读潘公墓志铭》），成为晚清碑学运动中的一件重要作品。标志着清代碑学从“尊碑贬帖”的激进阶段转向“化碑入帖”的成熟期。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看，《潘曾绶墓志铭》的创作与交换过程，生动展现了晚清士人如何在日益动荡的时代中坚守文化传统。当时的大清帝国正面临内忧外患，西方冲击日益加剧，而潘祖荫、赵之谦等文人却依然执着于书法、墓志、金石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赵之谦的书法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策略，正是晚清许多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变革的典型回应。
1.《潘曾绶墓志铭》是赵之谦受潘祖荫所托，为其父潘曾绶撰写的墓志铭。潘曾绶是晚清名臣潘世恩之子，潘祖荫之父，曾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等职。潘家是名门望族，世代收藏丰富，赵之谦与潘家交往近十年，期间得以饱览潘家收藏的诸多彝器铭文和历代碑刻拓本，眼界大开。1883年，潘曾绶去世，潘祖荫委托赵之谦撰写墓志铭，于是有了这篇传世之作。
2.此墓志铭为刻碑前正稿，铭文共580字，其中篆书23字，隶书557字。其用笔浑圆，结字茂密，融合北碑雄强质朴与文人书法灵动雅致，是赵之谦“魏底颜面”风格的典型体现。这篇墓志铭不仅是赵之谦书法艺术的高峰之作，更是晚清碑学兴起的重要标志。它在19世纪末以来的碑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被众多书法家和学者视为学习魏碑的重要范本，其用笔、结字和章法布局被后人反复研究和模仿。吴昌硕、齐白石等近现代书法大家也深受其影响。此外，该墓志铭的拓本在近代多次印刷，广为流传，进一步推动了碑学的传播与发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
赵之谦《潘曾绶墓志铭》的文化精神与碑学革新
光绪九年（1883）正月廿二日，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在父亲潘曾绶病逝后，作出了一个极具文化意义的抉择——邀请赵之谦撰写并书丹墓志铭。潘祖荫选择赵之谦并非偶然。作为晚清碑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赵之谦的书法“合隋唐结构、北魏笔法为一炉”，其独特风格在咸丰、同治年间已声名鹊起。而潘祖荫本人则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学者型官员，两人在学术与艺术上有着深厚的共鸣。
赵之谦接受委托后，历时近一年完成这件作品，其间“书函往还，颇费时间”，直至岁末“墓志刻成已入冬矣”。这种不厌其烦的创作过程，体现了他对书写潘曾绶墓志铭的敬畏之心。墓志铭在传统文化中具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神圣性，要求创作者在有限的空间内既要准确传达逝者的生平事迹，还要符合墓志文体特有的庄重风格。赵之谦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挑战。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盛，书法家逐渐突破帖学传统，转向汉魏碑刻寻求新变。赵之谦作为碑学的中坚人物，早年学颜真卿，后转习北碑，最终形成“颜底魏面”的独特风格。《潘曾绶墓志铭》正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
相较于传统唐楷墓志的端庄整饬，赵之谦在此作中融入北碑的方峻笔法，使点画更具金石味。如横画起笔多取侧锋切入，收笔时顿挫明显，带有《张猛龙碑》的峭拔感；转折处则外方内圆，兼具唐楷的稳健与魏碑的雄强。这种融合并非简单拼凑，而是基于对碑刻刀意的深刻理解，使书写既保留毛笔的流畅，又具备石刻的凝重。
在结字上，赵之谦打破了唐楷的匀称法则，采用“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手法。如“卿”“赠”等字，左右结构故意错落，形成动态平衡；而“潘”“铭”等字则强化主笔，使字形在严整中见险绝。这种处理方式源于他对《龙门二十品》及六朝墓志的取法，但比早期碑派书家（如邓石如、包世臣）更注重书写性，避免了生硬摹刻的弊端。
章法上，墓志铭整体采用纵有行、横无列的布局，字距紧凑而行距疏朗，既符合墓志的庄重需求，又赋予文本以节奏感。赵之谦对碑刻的独特理解，使他在书写时已考虑刻工效果。《潘曾绶墓志铭》的线条粗细对比强烈，但转折处均以圆笔调和，避免过于尖锐的“刀刻味”。这种“以笔代刀”的创作方式，使得最终石刻既能体现北碑的雄浑，又不失书写的自然。
潘祖荫收到完成的墓志后，在十二月初八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回赠赵之谦的行为：“寄玉壶碧私盖、五彩壶彩盖赠赵之谦，以谢其作铭并书及篆盖。”潘祖荫选择珍贵的玉壶和五彩壶作为回赠，既是对赵之谦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上层文人之间以雅物相赠的传统。
赵之谦最终完成的《潘曾绶墓志铭》（全称《皇清诰封光禄大夫追赠三品卿衔内阁侍读潘公墓志铭》），成为晚清碑学运动中的一件重要作品。标志着清代碑学从“尊碑贬帖”的激进阶段转向“化碑入帖”的成熟期。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看，《潘曾绶墓志铭》的创作与交换过程，生动展现了晚清士人如何在日益动荡的时代中坚守文化传统。当时的大清帝国正面临内忧外患，西方冲击日益加剧，而潘祖荫、赵之谦等文人却依然执着于书法、墓志、金石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赵之谦的书法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策略，正是晚清许多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变革的典型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