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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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 御制青花「春寿」款云龙纹梅瓶
高36.5cm
作品估价：RMB 7,400,000-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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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状态：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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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录号：
3010
拍品名称：
明洪武 御制青花「春寿」款云龙纹梅瓶
年 代：
明洪武
尺 寸：
高36.5cm
题 识：
款识：「春寿」青花篆书款
拍品描述：
来源
重要私人收藏
长春与寿宁，皆为帝王愿景。宋时，每逢帝王寿辰，举国同庆之时，文武百官依次祝寿，进献寿酒并做寿词，诚祷君王千秋万岁。皇帝则将寿酒分赐百官，此传统延续至元代，更增草原悍然风貌，于圣节朝贺时筵席上设置五种蔬果酒品，还需「另置酒桌于两楹之间，排列壶盏马盂」，安置「长生酒」，即取延寿之意，又需尽醉而归。
明初虽一洗胡元之弊，但相袭之风难变，洪武初年仍沿袭元代「天寿圣节」为皇帝诞辰，据《明集礼》中关于正旦、冬至及圣寿节大朝贺后宴会仪注的记述，可知洪武朝仍设御酒罇于殿之南楹（附图一），丞相捧寿花进于御前，筵席间以礼乐为令，行酒七次，进食五次，此中御酒罇的设置是为宫廷筵宴不可或缺的环节。
近年据故宫学者研究《朝鲜王朝实录》，觅得御酒罇头绪。朝鲜王朝初创「兼取唐、宋旧礼及中朝之制。」世宗十三年会礼仪注，规定「会朝讫……茶房提调设寿尊于殿上近南……茶房提调酌酒第一爵，授王世子」。表明朝鲜世宗礼仪活动中使用名为「寿尊」或「寿樽」的酒器，陈设于酒亭或寿酒亭，《世宗实录·凶礼》用器「酒尊」形制与所知梅瓶相类。结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人画《宣宗（宪宗）行乐图》（附图二）……中酒桌之设，或可推断，酒桌上陈设一个大罐配两个梅瓶或为「御酒罇」之属，而以寿樽为名的酒器，则与本品「春寿」梅瓶不谋而合。
此瓶圆唇棱、短颈、肩部圆润，修长腹身自肩下急敛，近胫部外侈。其造型肩腹圆鼓，延续元人豪迈气概，胫部极狭，便于抱持斟酒；底部外侈，以利稳固。器身由多段拼接而成，先分节印坯，做好器物口、肩、腹、胫、底等，再用「接头泥」粘结成完整器，拼接痕迹明显，底缘旋修并内挖为圈足，足底可见旋削及明显的火石红痕迹，足端修削略不圆整，呈现朴拙之态。
外壁以青花通景式绘饰云龙纹，此装饰题材南宋已有，可参考南宋画家陈容的墨龙图，元承其式，同时赋予龙纹草原雄浑气势，洪武龙纹保持元代龙纹的体态特点，龙身魁伟，四足有力，矫健飒爽，笔意以平涂为主，描绘精到，不同部位鳞片细密排列，龙须飞扬，五爪锋锐，虽线条粗犷，但苍劲灵动，张力十足，视之犹甚壮丽慑人。此式云龙纹样元时梅瓶例，见2006年钟祥城靖王墓出土，出版于《古代瓷器：湖北省博物馆藏瓷器选》，页59（附图三）；另一为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藏，见《Fourteenth Century Blue and white：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页26（附图四）；该书同录Mr.Alfred Clarks所藏梅瓶，见该书页39（附图五）。
洪武朝云龙梅瓶，摒弃元代纷杂之风，装饰趋于简练，外壁未饰多层纹样，仅绘腾龙在天，并于肩部篆书「春寿」二字，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自宋代始，梅瓶即于肩部书写款识，如安徽六安九墩塘宋墓出土的白釉「内酒」铭瓷坛。明代南京明故宫稷坛遗址出土「赏赐」铭梅瓶；甘肃汪世显族墓出土「细酒」铭梅等，反映当时饮酒风尚，同时器肩竖书款识应为彼时装饰定式，宫中用器同样使用此类书写方式。
春寿二字更有胜意，古时以春喻酒，因酒「谓春时作，至冬始熟」，（元）吴当《除夕有感·其二》中有「家人共守迎春酒，童稚争分压岁钱。」元人于除夕守岁之际，饮「春酒」以求福寿，祛恶病，酒液多为「椒、柏」等酿造，「服之令人身轻耐老」，已达延寿之意。明初延续此传统，故「春寿」款识应与瓶中之物对照，不仅为寿酒，更谐音「久寿」，可谓一语双关。
同类传世品目前仅见五例，除本品外，其一原为秦清曾旧藏，由上海文物图书管理小组退还（附图六）；还有三件器物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附图七）、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附图八）和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附图九），其中仅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梅瓶顶盖尚存。令据学者考证，英国格拉斯美术馆藏或为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周宪王墓出土的梅瓶盖之瓶身。以上五件春寿梅瓶，因受到烧造气氛、窑室温度诸多影响，青花晕染略有漫漶，唯有本品与上海博物馆所藏者，「春寿」二字结体清晰明快，笔道粗细分明，蜿蜓挺健，苍秀并蓄，殊为可贵。
相较于腹部缓直至底造型的梅瓶，本品束腰，底足外侈者更为鲜有，同类造型参考伊朗阿德比尔寺藏明初一例，收录于《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页50（附图十）；同饰云龙纹，但器型不同者，参考1958年河南荥阳市周惠王墓出土的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附图十一）；另可参考洪武时期青花云龙纹盘，上拍于香港佳士得，1997年11月5日，编号1032；此类纹样往往另饰模印纹样，参考一例，出版于 Duncan Macintosh所著《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编号12；另一洪武朝，外青花双龙内暗花云龙纹盘，曾售于香港佳士得，1994年10月31日，编号545，可见洪武朝御窑虽为初创，仍有统一内府制式承造。
景德镇曾于2014年3月，原御窑厂东门区域同一窑址，出土一件青花龙纹大罐及同类装饰梅瓶（附图十二）龙纹皆为五爪，标示该器仅为皇家所专，此对组合用器作为「御酒罇」之论述，参见《试论「宣德年制」款青花兽面云龙纹器》，马翔宇，2024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其中梅瓶造型与纹饰，皆可见与本品承续关系，而直至明代中晚期，仍可见以梅瓶盛酒，如广西桂林博物馆藏，出土于温裕王朱履焘夫妇合葬墓的明嘉靖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胫带盖梅瓶，出土时，瓶中尚存酒液。
重要私人收藏
长春与寿宁，皆为帝王愿景。宋时，每逢帝王寿辰，举国同庆之时，文武百官依次祝寿，进献寿酒并做寿词，诚祷君王千秋万岁。皇帝则将寿酒分赐百官，此传统延续至元代，更增草原悍然风貌，于圣节朝贺时筵席上设置五种蔬果酒品，还需「另置酒桌于两楹之间，排列壶盏马盂」，安置「长生酒」，即取延寿之意，又需尽醉而归。
明初虽一洗胡元之弊，但相袭之风难变，洪武初年仍沿袭元代「天寿圣节」为皇帝诞辰，据《明集礼》中关于正旦、冬至及圣寿节大朝贺后宴会仪注的记述，可知洪武朝仍设御酒罇于殿之南楹（附图一），丞相捧寿花进于御前，筵席间以礼乐为令，行酒七次，进食五次，此中御酒罇的设置是为宫廷筵宴不可或缺的环节。
近年据故宫学者研究《朝鲜王朝实录》，觅得御酒罇头绪。朝鲜王朝初创「兼取唐、宋旧礼及中朝之制。」世宗十三年会礼仪注，规定「会朝讫……茶房提调设寿尊于殿上近南……茶房提调酌酒第一爵，授王世子」。表明朝鲜世宗礼仪活动中使用名为「寿尊」或「寿樽」的酒器，陈设于酒亭或寿酒亭，《世宗实录·凶礼》用器「酒尊」形制与所知梅瓶相类。结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人画《宣宗（宪宗）行乐图》（附图二）……中酒桌之设，或可推断，酒桌上陈设一个大罐配两个梅瓶或为「御酒罇」之属，而以寿樽为名的酒器，则与本品「春寿」梅瓶不谋而合。
此瓶圆唇棱、短颈、肩部圆润，修长腹身自肩下急敛，近胫部外侈。其造型肩腹圆鼓，延续元人豪迈气概，胫部极狭，便于抱持斟酒；底部外侈，以利稳固。器身由多段拼接而成，先分节印坯，做好器物口、肩、腹、胫、底等，再用「接头泥」粘结成完整器，拼接痕迹明显，底缘旋修并内挖为圈足，足底可见旋削及明显的火石红痕迹，足端修削略不圆整，呈现朴拙之态。
外壁以青花通景式绘饰云龙纹，此装饰题材南宋已有，可参考南宋画家陈容的墨龙图，元承其式，同时赋予龙纹草原雄浑气势，洪武龙纹保持元代龙纹的体态特点，龙身魁伟，四足有力，矫健飒爽，笔意以平涂为主，描绘精到，不同部位鳞片细密排列，龙须飞扬，五爪锋锐，虽线条粗犷，但苍劲灵动，张力十足，视之犹甚壮丽慑人。此式云龙纹样元时梅瓶例，见2006年钟祥城靖王墓出土，出版于《古代瓷器：湖北省博物馆藏瓷器选》，页59（附图三）；另一为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藏，见《Fourteenth Century Blue and white：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页26（附图四）；该书同录Mr.Alfred Clarks所藏梅瓶，见该书页39（附图五）。
洪武朝云龙梅瓶，摒弃元代纷杂之风，装饰趋于简练，外壁未饰多层纹样，仅绘腾龙在天，并于肩部篆书「春寿」二字，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自宋代始，梅瓶即于肩部书写款识，如安徽六安九墩塘宋墓出土的白釉「内酒」铭瓷坛。明代南京明故宫稷坛遗址出土「赏赐」铭梅瓶；甘肃汪世显族墓出土「细酒」铭梅等，反映当时饮酒风尚，同时器肩竖书款识应为彼时装饰定式，宫中用器同样使用此类书写方式。
春寿二字更有胜意，古时以春喻酒，因酒「谓春时作，至冬始熟」，（元）吴当《除夕有感·其二》中有「家人共守迎春酒，童稚争分压岁钱。」元人于除夕守岁之际，饮「春酒」以求福寿，祛恶病，酒液多为「椒、柏」等酿造，「服之令人身轻耐老」，已达延寿之意。明初延续此传统，故「春寿」款识应与瓶中之物对照，不仅为寿酒，更谐音「久寿」，可谓一语双关。
同类传世品目前仅见五例，除本品外，其一原为秦清曾旧藏，由上海文物图书管理小组退还（附图六）；还有三件器物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附图七）、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附图八）和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附图九），其中仅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梅瓶顶盖尚存。令据学者考证，英国格拉斯美术馆藏或为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周宪王墓出土的梅瓶盖之瓶身。以上五件春寿梅瓶，因受到烧造气氛、窑室温度诸多影响，青花晕染略有漫漶，唯有本品与上海博物馆所藏者，「春寿」二字结体清晰明快，笔道粗细分明，蜿蜓挺健，苍秀并蓄，殊为可贵。
相较于腹部缓直至底造型的梅瓶，本品束腰，底足外侈者更为鲜有，同类造型参考伊朗阿德比尔寺藏明初一例，收录于《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页50（附图十）；同饰云龙纹，但器型不同者，参考1958年河南荥阳市周惠王墓出土的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附图十一）；另可参考洪武时期青花云龙纹盘，上拍于香港佳士得，1997年11月5日，编号1032；此类纹样往往另饰模印纹样，参考一例，出版于 Duncan Macintosh所著《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编号12；另一洪武朝，外青花双龙内暗花云龙纹盘，曾售于香港佳士得，1994年10月31日，编号545，可见洪武朝御窑虽为初创，仍有统一内府制式承造。
景德镇曾于2014年3月，原御窑厂东门区域同一窑址，出土一件青花龙纹大罐及同类装饰梅瓶（附图十二）龙纹皆为五爪，标示该器仅为皇家所专，此对组合用器作为「御酒罇」之论述，参见《试论「宣德年制」款青花兽面云龙纹器》，马翔宇，2024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其中梅瓶造型与纹饰，皆可见与本品承续关系，而直至明代中晚期，仍可见以梅瓶盛酒，如广西桂林博物馆藏，出土于温裕王朱履焘夫妇合葬墓的明嘉靖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胫带盖梅瓶，出土时，瓶中尚存酒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