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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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深秀 楷书倪元璐《题元祐党人碑》 横批
61.5×127cm
作品估价：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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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状态：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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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录号：
0007
拍品名称：
杨深秀 楷书倪元璐《题元祐党人碑》 横批
尺 寸：
61.5×127cm
材 质：
水墨纸本
形 制：
横批
题 识：
款识：录倪鸿宝党人碑书后，石青姻世兄大雅之属即正，衣纯杨深秀。
出版著录：
出版：《山西书法通鉴》第31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拍品描述：
作者简介：杨深秀（1849-1898），本名毓秀，字漪村（一作仪村），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清末维新变法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进士。精通中西数学。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与宋伯鲁等在北京成立关学会，又列名保国会。戊戌政变中，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遂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文笔承道义
—民国时期的文人政要书法
文/张正玉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变革时代，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在这片土地上激烈碰撞。自维新运动开始试图寻求变革，中国几乎变成了各种国家体制、社会制度的试验田，世界学术的缩略图。当此时，中国面临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群雄逐鹿，大师辈出，於斯为盛。本场春拍特推出「大时代——民国文人政要书画专题」以飨同道。通过这些作品，今人掀开历史帷幕的一角，回望一百多年前的民国，仍不免内心激荡，心潮澎湃，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在时代剧变中，传统书法既面临着传统断裂的危机，又在变革中焕发新生，重构其文化功能与美学价值。碑学深化、帖学复兴、碑帖融合、书写方式改变，以及书法与政治、商业趋于结合共同呈现出民国书法多元嬗变的局面。不同的群体因其自身背景，其书法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体现出各自的文化坚守。
（一）变革先驱者的书写叙事
从中国近代第一次尝试制度变革的维新变法到第一次彻底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本场拍品汇聚了杨深秀、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匡一从“改良派”到“革命派”的书法作品。他们共同构成了晚清到民国初期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他们的作品也映射出各自的文化理念。随着康有为“尊碑抑帖”理念的推广以及《广艺舟双楫》的持续影响，碑学成为书坛的主流，本专题里的作品无不体现出这一特征。孙文的作品书写其1922年提出的名句“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旨在勉励坚定革命信念，风格质朴刚健，摒弃文人雅趣，凸显民族主义表达，别具风貌。
（二）军阀翰墨的文化认同
北洋时期，新文化运动猛烈冲击传统文化，但军阀群体多受旧式教育，他们以毛笔维系着消逝的文人身份，其笔墨既是个人志趣的抒发，也是权力与文化象征。本专题里汇集徐世昌、吴佩孚、阎锡山等军阀翰墨，也有参与北伐战争的蔡廷锴、吉鸿昌高级抗日爱国将领手迹。吴佩孚的草书七言诗展现出这一群体“满纸烟云争战气”的书法特点。他们虽以军事、政治闻名，但他们的作品也体现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独特的书法特质，是社会史的标本。
（三）旧文人的文化坚守
新文化的冲击让科举出身的传统文人似乎走向末路，他们这个群体在时代的发展中陷入文化与精神的双重困境。本专题中罗振玉、沈曾植、郑孝胥、方地山、袁克文无疑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皆在不同领域尝试在新时代赓续传统文化，维系传统价值体系，以文化坚守对抗时代断裂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却也在无意间成为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桥梁。其中，方地山《为袁克文题八桂九芝图》从作品本身出发不仅体现出民国时期碑帖融合的书法特征，也能体现出书者的学养才思。而在作品之外，方地山与袁克文题诗唱和的文人雅趣，两人之间师徒之谊，知己之情的这种关系也成为士大夫文化最后的绝响。当“道统”崩塌，旧文人只能通过“艺”与“学”安身立命，他们的文化坚守让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如今看来尤为可贵，而这也恰恰是中国文化内在韧性的体现。
（四）新型知识分子的书写转变
相对于旧文人，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一批知识分子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成为了高举新文化旗帜的先行者。本专题中呈现的这些知识分子不应以“新文人”称呼，而以“文化名人”定义更为恰当。他们的书法或自由革新，或坚守传统，展现出民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激荡中的不同选择。哪怕在批判旧文化的洪流中，钢笔取代毛笔成为日常书写的工具，但新文化并未彻底摧毁书法，反而促使书法从“实用书写”向“个人表达”转变，如老舍先生作品的朴拙厚重；傅斯年行草笔势连绵的学者书风；谢无量听其自然，天趣盎然的独特书体；夏衍毛笔书法少见的率性恣意；梅兰芳坚守传统的清雅典秀。他们的笔墨既是个人才情的流露，也是时代精神的写照。
历史已然远去，这些先贤也已离去。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回望这段历史，回望的是什么？我们回望的是一场思想解放的洪流；是一次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于国家危难中显本色，他们需要承担起的是民族延续，“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这就是民国这些文人政要的伟大之处：他们是先贤，是卫道者，也是反叛者，先行者。他们的人文精神和个人精神融于笔墨，文笔承道义，书法里留存着他们的精神意志。我们从中可以看见中国历史上的群星闪耀。
文笔承道义
—民国时期的文人政要书法
文/张正玉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变革时代，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在这片土地上激烈碰撞。自维新运动开始试图寻求变革，中国几乎变成了各种国家体制、社会制度的试验田，世界学术的缩略图。当此时，中国面临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群雄逐鹿，大师辈出，於斯为盛。本场春拍特推出「大时代——民国文人政要书画专题」以飨同道。通过这些作品，今人掀开历史帷幕的一角，回望一百多年前的民国，仍不免内心激荡，心潮澎湃，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在时代剧变中，传统书法既面临着传统断裂的危机，又在变革中焕发新生，重构其文化功能与美学价值。碑学深化、帖学复兴、碑帖融合、书写方式改变，以及书法与政治、商业趋于结合共同呈现出民国书法多元嬗变的局面。不同的群体因其自身背景，其书法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体现出各自的文化坚守。
（一）变革先驱者的书写叙事
从中国近代第一次尝试制度变革的维新变法到第一次彻底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本场拍品汇聚了杨深秀、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匡一从“改良派”到“革命派”的书法作品。他们共同构成了晚清到民国初期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他们的作品也映射出各自的文化理念。随着康有为“尊碑抑帖”理念的推广以及《广艺舟双楫》的持续影响，碑学成为书坛的主流，本专题里的作品无不体现出这一特征。孙文的作品书写其1922年提出的名句“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旨在勉励坚定革命信念，风格质朴刚健，摒弃文人雅趣，凸显民族主义表达，别具风貌。
（二）军阀翰墨的文化认同
北洋时期，新文化运动猛烈冲击传统文化，但军阀群体多受旧式教育，他们以毛笔维系着消逝的文人身份，其笔墨既是个人志趣的抒发，也是权力与文化象征。本专题里汇集徐世昌、吴佩孚、阎锡山等军阀翰墨，也有参与北伐战争的蔡廷锴、吉鸿昌高级抗日爱国将领手迹。吴佩孚的草书七言诗展现出这一群体“满纸烟云争战气”的书法特点。他们虽以军事、政治闻名，但他们的作品也体现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独特的书法特质，是社会史的标本。
（三）旧文人的文化坚守
新文化的冲击让科举出身的传统文人似乎走向末路，他们这个群体在时代的发展中陷入文化与精神的双重困境。本专题中罗振玉、沈曾植、郑孝胥、方地山、袁克文无疑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皆在不同领域尝试在新时代赓续传统文化，维系传统价值体系，以文化坚守对抗时代断裂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却也在无意间成为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桥梁。其中，方地山《为袁克文题八桂九芝图》从作品本身出发不仅体现出民国时期碑帖融合的书法特征，也能体现出书者的学养才思。而在作品之外，方地山与袁克文题诗唱和的文人雅趣，两人之间师徒之谊，知己之情的这种关系也成为士大夫文化最后的绝响。当“道统”崩塌，旧文人只能通过“艺”与“学”安身立命，他们的文化坚守让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如今看来尤为可贵，而这也恰恰是中国文化内在韧性的体现。
（四）新型知识分子的书写转变
相对于旧文人，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一批知识分子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成为了高举新文化旗帜的先行者。本专题中呈现的这些知识分子不应以“新文人”称呼，而以“文化名人”定义更为恰当。他们的书法或自由革新，或坚守传统，展现出民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激荡中的不同选择。哪怕在批判旧文化的洪流中，钢笔取代毛笔成为日常书写的工具，但新文化并未彻底摧毁书法，反而促使书法从“实用书写”向“个人表达”转变，如老舍先生作品的朴拙厚重；傅斯年行草笔势连绵的学者书风；谢无量听其自然，天趣盎然的独特书体；夏衍毛笔书法少见的率性恣意；梅兰芳坚守传统的清雅典秀。他们的笔墨既是个人才情的流露，也是时代精神的写照。
历史已然远去，这些先贤也已离去。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回望这段历史，回望的是什么？我们回望的是一场思想解放的洪流；是一次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于国家危难中显本色，他们需要承担起的是民族延续，“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这就是民国这些文人政要的伟大之处：他们是先贤，是卫道者，也是反叛者，先行者。他们的人文精神和个人精神融于笔墨，文笔承道义，书法里留存着他们的精神意志。我们从中可以看见中国历史上的群星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