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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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窑釉里红双凤象耳方尊
高23cm
作品估价：RMB 3,800,000-5,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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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状态：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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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录号：
0672
拍品名称：
清乾隆 御窑釉里红双凤象耳方尊
年 代：
清乾隆
尺 寸：
高23cm
题 识：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篆书款
拍品描述：
来源：北京东正2014年春拍封面，Lot651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页192，图176，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
本品方口外撇，束颈，颈部以象兽衔环为耳，寓“太平有象”之意。四方腹及底内收，下承平切高圈足，足底露胎处可见胎体坚白细腻。通体施透明釉，釉面莹润微泛青，为典型乾隆釉里红器釉面特征。釉下以釉里红为饰，口沿、胫部、足墙分别以变形莲瓣纹和倒垂蕉叶纹饰，腹部主体绘凤穿牡丹图。画面中双凤口衔花枝，振翅舒尾，俯身昂首穿，相对穿梭于牡丹丛中，饶有风姿。整体构图疏密有致，纹饰仅以线描，不加渲染，益生清新之气，亦为典型乾隆釉里红器绘制方法。外底心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为标准乾隆官窑款识。
乾隆帝一直以“盛德圣王”自居，除在内府所藏古瓷上錾刻“比德”、“德充符”等印记外，更将烧造完美无缺的瓷器作为彰显圣德的标准之一。如在其《古陶缶歌》中既有:“腹椭口翕德能畜，……陶于河滨此其躅”，其中“陶于河滨”典出《史记 五帝本纪》，载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这个典故阐明因为舜帝秉承了至高的德行，所以烧制的陶器皆无“髻垦薜暴”之态。乾隆皇帝自注“髻垦薜暴”谓之:“髻垦谓其器之不正，薜暴谓其釉之不纯。”由此烧造器型规矩，釉色纯美的御瓷，被乾隆认为是体现帝王“盛德”的象征。
故而对于烧成色泽不甚明朗的釉里红，乾隆皇帝对此十分不满，于乾隆初年既有明确表达——《活计档》载，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九“……再釉里红龙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图1）并且为了达到“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的效果，乾隆皇帝专门拿出认为发色理想的釉里红马挂瓶作为唐英烧造的标准，可见乾隆皇帝对釉里红的烧造费煞心思。所以唐英引领下的御窑厂秉承乾隆谕旨敬谨烧造，唐英在乾隆四年的一份奏折里曾如此记述“窃奴才在京时十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出釉里红马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瓶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款送来呈览。钦遵奴才看明釉色，祗领纸样，恭捧到关，即遵旨拣选古瓷、画样内好者数种，一并交窑厂协造葆广等敬谨烧造，并谕俱造釉里红颜色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俟造得时奴才拣选送京恭呈御览。”
本瓶正是提升改进釉里红发色后，烧造而成之贡御品。从本品造型不难看出，其应取材同类型青铜器皿制作而成，又配以乾隆皇帝最为喜爱的釉里红做装饰，足以体现其慕古思情之下的创作热情。
另外，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载，道光十九年（1839）立《玉澜堂陈设册》“藕香榭明间南方窗下安楠木条案两张……右案设乾隆款白地红花瓷象耳瓶一件……”，其中提及“乾隆款白地红花瓷象耳瓶”既有可能即指本品此式。玉澜堂（图2）在乾隆时是皇帝的一座书堂，嘉庆朝皇帝曾在这里办公、用膳、召见大臣。道光年间，为节俭开支，撤消了一些陈设，这里被用来赐宴有功的大臣。光绪时期，玉澜堂被用做光绪帝的寝宫。由此可知，此式方瓶原为颐和园皇帝寝殿的陈设之器，常伴君侧，其地位之高，寻常御瓷不足相较。
本品即为督陶官唐英《陶成纪事碑记》所载“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其釉里红发色妍丽而不炫，恰如其分，运用线描釉里红装饰全器是乾隆御瓷独具特色之处，其瓶身所绘釉里红对凤亦颇为特别，唯见乾隆御窑有之，属乾隆创新之作。另外，本品集“太平有象”之造型与“富贵安宁”之吉祥寓意于一身，颇为符合清代宫廷“饰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审美情趣。此类器皿质量精良，存世寥寥无几，本品即是其中至为珍贵的一例。北京故宫博物院亦珍藏一件尺寸、大小、装饰皆与之相同的乾隆朝方瓶，可资比较研究。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页192，图176，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
本品方口外撇，束颈，颈部以象兽衔环为耳，寓“太平有象”之意。四方腹及底内收，下承平切高圈足，足底露胎处可见胎体坚白细腻。通体施透明釉，釉面莹润微泛青，为典型乾隆釉里红器釉面特征。釉下以釉里红为饰，口沿、胫部、足墙分别以变形莲瓣纹和倒垂蕉叶纹饰，腹部主体绘凤穿牡丹图。画面中双凤口衔花枝，振翅舒尾，俯身昂首穿，相对穿梭于牡丹丛中，饶有风姿。整体构图疏密有致，纹饰仅以线描，不加渲染，益生清新之气，亦为典型乾隆釉里红器绘制方法。外底心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为标准乾隆官窑款识。
乾隆帝一直以“盛德圣王”自居，除在内府所藏古瓷上錾刻“比德”、“德充符”等印记外，更将烧造完美无缺的瓷器作为彰显圣德的标准之一。如在其《古陶缶歌》中既有:“腹椭口翕德能畜，……陶于河滨此其躅”，其中“陶于河滨”典出《史记 五帝本纪》，载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这个典故阐明因为舜帝秉承了至高的德行，所以烧制的陶器皆无“髻垦薜暴”之态。乾隆皇帝自注“髻垦薜暴”谓之:“髻垦谓其器之不正，薜暴谓其釉之不纯。”由此烧造器型规矩，釉色纯美的御瓷，被乾隆认为是体现帝王“盛德”的象征。
故而对于烧成色泽不甚明朗的釉里红，乾隆皇帝对此十分不满，于乾隆初年既有明确表达——《活计档》载，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九“……再釉里红龙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图1）并且为了达到“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的效果，乾隆皇帝专门拿出认为发色理想的釉里红马挂瓶作为唐英烧造的标准，可见乾隆皇帝对釉里红的烧造费煞心思。所以唐英引领下的御窑厂秉承乾隆谕旨敬谨烧造，唐英在乾隆四年的一份奏折里曾如此记述“窃奴才在京时十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出釉里红马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瓶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款送来呈览。钦遵奴才看明釉色，祗领纸样，恭捧到关，即遵旨拣选古瓷、画样内好者数种，一并交窑厂协造葆广等敬谨烧造，并谕俱造釉里红颜色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俟造得时奴才拣选送京恭呈御览。”
本瓶正是提升改进釉里红发色后，烧造而成之贡御品。从本品造型不难看出，其应取材同类型青铜器皿制作而成，又配以乾隆皇帝最为喜爱的釉里红做装饰，足以体现其慕古思情之下的创作热情。
另外，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载，道光十九年（1839）立《玉澜堂陈设册》“藕香榭明间南方窗下安楠木条案两张……右案设乾隆款白地红花瓷象耳瓶一件……”，其中提及“乾隆款白地红花瓷象耳瓶”既有可能即指本品此式。玉澜堂（图2）在乾隆时是皇帝的一座书堂，嘉庆朝皇帝曾在这里办公、用膳、召见大臣。道光年间，为节俭开支，撤消了一些陈设，这里被用来赐宴有功的大臣。光绪时期，玉澜堂被用做光绪帝的寝宫。由此可知，此式方瓶原为颐和园皇帝寝殿的陈设之器，常伴君侧，其地位之高，寻常御瓷不足相较。
本品即为督陶官唐英《陶成纪事碑记》所载“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其釉里红发色妍丽而不炫，恰如其分，运用线描釉里红装饰全器是乾隆御瓷独具特色之处，其瓶身所绘釉里红对凤亦颇为特别，唯见乾隆御窑有之，属乾隆创新之作。另外，本品集“太平有象”之造型与“富贵安宁”之吉祥寓意于一身，颇为符合清代宫廷“饰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审美情趣。此类器皿质量精良，存世寥寥无几，本品即是其中至为珍贵的一例。北京故宫博物院亦珍藏一件尺寸、大小、装饰皆与之相同的乾隆朝方瓶，可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