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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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白玉镂雕云龙钮组印三方
4×2.8×5.2cm；4×4×5cm
作品估价：RMB 2,800,000-4,800,000
货币换算
成交状态：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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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录号：
0669
拍品名称：
清乾隆 御制白玉镂雕云龙钮组印三方
年 代：
清乾隆
尺 寸：
4×2.8×5.2cm；4×4×5cm
题 识：
印文：「修学好古」「古训堂」「蕴艺含章」
拍品描述：
备注：
1.纽约佳士得，1990 年 12 月，lot344
2.香港佳士得，2000 年 10 月 30 日，lot749
3.中国嘉德 2013 年秋拍，lot5551
参阅：
1.香港苏富比2015年秋拍清乾隆 御宝白玉坐龙“自强不息”宝玺，4.3*4*4cm，lot3621，成交价HKD2408万港币
2.2021年华艺北京春拍，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御制白玉蹲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嚮用五福」宝玺 （一组），lot1816，RMB 39,100,000
印系白玉雕成，一枚长方形，两枚正方形，各刻三盘曲五爪龙为钮，篆书字“古训堂”、“修学好古”、“蕴艺含章”。所用白玉，其莹如冰雪，所雕五爪龙翻转腾挪，张口吐舌，纵横交错，气势逼人，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尺寸虽小，却刀工遒劲有力，雕刻工艺极为高超，神态机敏，形象威严，雕琢精细，打磨抛光一丝不苟，充分展现了皇家制器寻常难以企及之恢弘精湛。
乾隆一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此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中国清朝政府统一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奠定了如今中国的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这一盛世风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同样在乾隆御用玺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数量巨大，用材多样，再加之乾隆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重视和参与，使得其御用玺印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和个人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盛世宫廷典制和艺术水平，同时也是研究乾隆皇帝本人思想及文化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乾隆时期的皇帝御用玺印，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特点，其时印玺的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由造办处奉旨领取铸宝所用材料，由钦天监选定开工吉日。在造办处领取制宝材料之前，经报批审核。从故宫所存宝样推断，礼部依据成例，奏报所要制作的宝玺，以征得皇帝的批示。然后由造办处用纸、木、绢或蜡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请皇帝御览。最后经皇帝同意后，再由礼部主办者发印样于铸造机关，依印样铸造或镌刻。接着，造办处依据宝样铸刻印体，待纽制、整形、磨光、兑验完成后，存入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依皇历选择镌字吉期，由礼部奏报批复。届时，宝样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由镌刻人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整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得以完成，制作时经手的部门需层层把关（有时候还要用到江南织造），不得有毫微疏忽，从用料、文字、纽制各方面都要求高水平、精工艺，因此每一件都堪称精品。
本次华艺春拍三方印章的用料好、钮的规制等级高且特殊，这类形制并非孤例，香港苏富比2015年秋拍清乾隆 御宝白玉坐龙“自强不息”宝玺，2021年华艺北京春拍，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御制白玉蹲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嚮用五福」宝玺 ，为白玉龙钮玺，这三方印明确落于乾隆宝薮中。而上述皇帝印玺的形制都是在皇帝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即使是制宝过程中的细末之处，也要上奏皇帝得知，允诺后方可进行。正如档案所载:“其切典礼俟奉旨勅论，由礼部遵照例案恭办。”可知，该类印章为乾隆皇帝御用无疑。
那么为何在乾隆宝薮中没有这三方印章呢，这个问题值得探寻。在现存宫廷印章藏品中，保留着一批过去宫廷刻制帝后宝玺留下来的宝样，其中就有几方未刻的宝料，印钮已刻就，宝面也已经磨光，就差镌刻宝文一道手续，可知并非所有的宝料最后都会成为皇帝的印玺。而此种引首宝的形制又比单件印更为特殊，遍查造办处档案，共有十一处这种白玉引首宝的记载，其中十处皆为带有印文，如乾隆五十六年......青白玉引首宝一分（计三方）内引首一方（上贴景祺阁本文）宝一方（上贴八征耄念之宝本文）宝一方（上贴自强不息本文）......
乾隆五十八年......刻字戒得堂青白玉引首宝一分.....等。
惟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记事录中苏州呈贡的一批玉作中记录：......白玉引首宝三方，碧玉杯盘壶三件，另裱扇面扇九柄交太监胡世杰呈覧奉......㫖白引首宝照淳化轩引首宝匣一样配匣，盛装扇面扇股交懋勤殿杯盘壶并新做白玉诗字花纹碗俱交茶房其做样玉碗着配座刻二等钦此.......于十一日初二日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将白玉引首宝三方配得匣交太监胡世杰呈进交狮子林讫。
在印玺的分类中，有一类宫殿玺是清代皇帝宝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或完整地记录宫殿的名称，或暗示宫殿的功用，或阐释殿名的含义，绝大部分都源自于已经完成了的宫殿园林建筑，有些组玺其中一方为宫殿名，两方压脚为诗文警句玺，用以说明殿名玺中点名的含义与来历，可称之为宫殿组玺。此类宫殿组玺见有“养性殿宝”与“延清契道筦”、“行乐信天真”相配；“琴德箩”与“领取春温和且平”，“宫商之外太古心”相配；“画禅室”与“研精固得趣”、“契理亦忘言”相配；
由档案可知这三方白玉引首宝最开始是放置在狮子林，档案中的乾隆三十七年其时，长春园的狮子林刚落成，乾隆亲自题写匾额，挂于十六景处。此组印玺初始应是为制作狮子林宫殿玺准备的，至于为何没有得成，应与乾隆对长春园狮子林的态度转变有关，几乎在落成的同年，乾隆帝就对园中松柏无古意颇为不满，觉得“假山虽肖吴中，稚松皆新种，固不如田盘古松林立也”。
及至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的不满情绪更明显地显露出来。乾隆帝感慨：“试问狮林境，孰为幻孰真?涉园犹假借，宝笈实源津。”后与皇太后共游长春园狮子林园之后，乾隆帝忍不住再次抱怨长春园狮子林园假山的人工雕琢之气—“御园叠石劳摹拟，那及天然狮子林!”于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前再次仿建一处文园狮子林园。由此长春园的狮子林就此备受冷落，这三方白玉引首宝的制作也就止于宝样。
结合传世文物和清宫活计档分析，本次华艺春拍的这组白玉引首印应为乾隆三十七年苏州呈贡、原置于狮子林的三方白玉引首章；而如今其印面为“古训堂”、“修学好古”、“蕴艺含章”，虽暂未发现明确宝薮著录，但其印面设置方式及印文组合，皆与上述宫殿组玺颇为相似。组印中的“古训堂”，其语当出自《诗经·大雅·丞民》之“古训是式”，意为“取法先王遵古训”。另外两组印文中，“修学好古”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德传》，河间献王刘德为汉景帝之子，“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乃史学家班固对其的赞美；“蕴艺含章”语出《旧唐书》中的列传，为唐肃宗第十二子恭懿太子佋哀册中的称赞之辞，皆为赞美学识之辞。
从乾隆、嘉庆两帝的印谱中不难看出，“取法先王遵古训”是父子间的一脉相承，从其慕古的艺术审美中也可看出，乾隆对传承是非常看重的；另外查阅资料可知，乾隆皇帝第八子、仪亲王永璇府中曾有古训堂，并著有《古训堂诗》传世，抄本十四册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永璇（1746-1832），别号宜园，母淑嘉皇贵妃，封和硕仪慎亲王。初封仪郡王，后晋亲王，乾隆在位时，曾让永璇担任编纂《四库全书》的正总裁官。从乾隆把修撰《四库全书》的重任交给他，且世人留存评价为：永璇工书善画，宗赵孟頫，笔墨遒丽怡人，山水喜平远之景，在清代皇族文人中也是卓尔不群的，确实当得起“修学好古”、“蕴艺含章”的赞誉。
综上不难推测，此组引首玉印或为乾隆在世时赏赐于皇八子永璇，既是父君的嘱咐，也是皇权的制度化和象征化需求；而皇八子为表对父君的敬重与忠诚，亦把自己的堂号改为“古训堂”，乾隆宝薮中为何无此组白玉引首印的疑惑也许就随之解开（按成例，对乾隆皇帝的宝玺进行整理并制作宝薮是在乾隆去世之后）
1.纽约佳士得，1990 年 12 月，lot344
2.香港佳士得，2000 年 10 月 30 日，lot749
3.中国嘉德 2013 年秋拍，lot5551
参阅：
1.香港苏富比2015年秋拍清乾隆 御宝白玉坐龙“自强不息”宝玺，4.3*4*4cm，lot3621，成交价HKD2408万港币
2.2021年华艺北京春拍，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御制白玉蹲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嚮用五福」宝玺 （一组），lot1816，RMB 39,100,000
印系白玉雕成，一枚长方形，两枚正方形，各刻三盘曲五爪龙为钮，篆书字“古训堂”、“修学好古”、“蕴艺含章”。所用白玉，其莹如冰雪，所雕五爪龙翻转腾挪，张口吐舌，纵横交错，气势逼人，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尺寸虽小，却刀工遒劲有力，雕刻工艺极为高超，神态机敏，形象威严，雕琢精细，打磨抛光一丝不苟，充分展现了皇家制器寻常难以企及之恢弘精湛。
乾隆一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此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中国清朝政府统一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奠定了如今中国的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这一盛世风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同样在乾隆御用玺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数量巨大，用材多样，再加之乾隆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重视和参与，使得其御用玺印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和个人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盛世宫廷典制和艺术水平，同时也是研究乾隆皇帝本人思想及文化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乾隆时期的皇帝御用玺印，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特点，其时印玺的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由造办处奉旨领取铸宝所用材料，由钦天监选定开工吉日。在造办处领取制宝材料之前，经报批审核。从故宫所存宝样推断，礼部依据成例，奏报所要制作的宝玺，以征得皇帝的批示。然后由造办处用纸、木、绢或蜡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请皇帝御览。最后经皇帝同意后，再由礼部主办者发印样于铸造机关，依印样铸造或镌刻。接着，造办处依据宝样铸刻印体，待纽制、整形、磨光、兑验完成后，存入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依皇历选择镌字吉期，由礼部奏报批复。届时，宝样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由镌刻人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整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得以完成，制作时经手的部门需层层把关（有时候还要用到江南织造），不得有毫微疏忽，从用料、文字、纽制各方面都要求高水平、精工艺，因此每一件都堪称精品。
本次华艺春拍三方印章的用料好、钮的规制等级高且特殊，这类形制并非孤例，香港苏富比2015年秋拍清乾隆 御宝白玉坐龙“自强不息”宝玺，2021年华艺北京春拍，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御制白玉蹲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嚮用五福」宝玺 ，为白玉龙钮玺，这三方印明确落于乾隆宝薮中。而上述皇帝印玺的形制都是在皇帝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即使是制宝过程中的细末之处，也要上奏皇帝得知，允诺后方可进行。正如档案所载:“其切典礼俟奉旨勅论，由礼部遵照例案恭办。”可知，该类印章为乾隆皇帝御用无疑。
那么为何在乾隆宝薮中没有这三方印章呢，这个问题值得探寻。在现存宫廷印章藏品中，保留着一批过去宫廷刻制帝后宝玺留下来的宝样，其中就有几方未刻的宝料，印钮已刻就，宝面也已经磨光，就差镌刻宝文一道手续，可知并非所有的宝料最后都会成为皇帝的印玺。而此种引首宝的形制又比单件印更为特殊，遍查造办处档案，共有十一处这种白玉引首宝的记载，其中十处皆为带有印文，如乾隆五十六年......青白玉引首宝一分（计三方）内引首一方（上贴景祺阁本文）宝一方（上贴八征耄念之宝本文）宝一方（上贴自强不息本文）......
乾隆五十八年......刻字戒得堂青白玉引首宝一分.....等。
惟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记事录中苏州呈贡的一批玉作中记录：......白玉引首宝三方，碧玉杯盘壶三件，另裱扇面扇九柄交太监胡世杰呈覧奉......㫖白引首宝照淳化轩引首宝匣一样配匣，盛装扇面扇股交懋勤殿杯盘壶并新做白玉诗字花纹碗俱交茶房其做样玉碗着配座刻二等钦此.......于十一日初二日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将白玉引首宝三方配得匣交太监胡世杰呈进交狮子林讫。
在印玺的分类中，有一类宫殿玺是清代皇帝宝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或完整地记录宫殿的名称，或暗示宫殿的功用，或阐释殿名的含义，绝大部分都源自于已经完成了的宫殿园林建筑，有些组玺其中一方为宫殿名，两方压脚为诗文警句玺，用以说明殿名玺中点名的含义与来历，可称之为宫殿组玺。此类宫殿组玺见有“养性殿宝”与“延清契道筦”、“行乐信天真”相配；“琴德箩”与“领取春温和且平”，“宫商之外太古心”相配；“画禅室”与“研精固得趣”、“契理亦忘言”相配；
由档案可知这三方白玉引首宝最开始是放置在狮子林，档案中的乾隆三十七年其时，长春园的狮子林刚落成，乾隆亲自题写匾额，挂于十六景处。此组印玺初始应是为制作狮子林宫殿玺准备的，至于为何没有得成，应与乾隆对长春园狮子林的态度转变有关，几乎在落成的同年，乾隆帝就对园中松柏无古意颇为不满，觉得“假山虽肖吴中，稚松皆新种，固不如田盘古松林立也”。
及至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的不满情绪更明显地显露出来。乾隆帝感慨：“试问狮林境，孰为幻孰真?涉园犹假借，宝笈实源津。”后与皇太后共游长春园狮子林园之后，乾隆帝忍不住再次抱怨长春园狮子林园假山的人工雕琢之气—“御园叠石劳摹拟，那及天然狮子林!”于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前再次仿建一处文园狮子林园。由此长春园的狮子林就此备受冷落，这三方白玉引首宝的制作也就止于宝样。
结合传世文物和清宫活计档分析，本次华艺春拍的这组白玉引首印应为乾隆三十七年苏州呈贡、原置于狮子林的三方白玉引首章；而如今其印面为“古训堂”、“修学好古”、“蕴艺含章”，虽暂未发现明确宝薮著录，但其印面设置方式及印文组合，皆与上述宫殿组玺颇为相似。组印中的“古训堂”，其语当出自《诗经·大雅·丞民》之“古训是式”，意为“取法先王遵古训”。另外两组印文中，“修学好古”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德传》，河间献王刘德为汉景帝之子，“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乃史学家班固对其的赞美；“蕴艺含章”语出《旧唐书》中的列传，为唐肃宗第十二子恭懿太子佋哀册中的称赞之辞，皆为赞美学识之辞。
从乾隆、嘉庆两帝的印谱中不难看出，“取法先王遵古训”是父子间的一脉相承，从其慕古的艺术审美中也可看出，乾隆对传承是非常看重的；另外查阅资料可知，乾隆皇帝第八子、仪亲王永璇府中曾有古训堂，并著有《古训堂诗》传世，抄本十四册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永璇（1746-1832），别号宜园，母淑嘉皇贵妃，封和硕仪慎亲王。初封仪郡王，后晋亲王，乾隆在位时，曾让永璇担任编纂《四库全书》的正总裁官。从乾隆把修撰《四库全书》的重任交给他，且世人留存评价为：永璇工书善画，宗赵孟頫，笔墨遒丽怡人，山水喜平远之景，在清代皇族文人中也是卓尔不群的，确实当得起“修学好古”、“蕴艺含章”的赞誉。
综上不难推测，此组引首玉印或为乾隆在世时赏赐于皇八子永璇，既是父君的嘱咐，也是皇权的制度化和象征化需求；而皇八子为表对父君的敬重与忠诚，亦把自己的堂号改为“古训堂”，乾隆宝薮中为何无此组白玉引首印的疑惑也许就随之解开（按成例，对乾隆皇帝的宝玺进行整理并制作宝薮是在乾隆去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