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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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 宫粉地四季花卉御制诗文八方瓶
高29.8cm
作品估价：RMB 3,000,000-5,000,000
货币换算
成交状态：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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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录号：
0656
拍品名称：
清嘉庆 宫粉地四季花卉御制诗文八方瓶
年 代：
清嘉庆
尺 寸：
高29.8cm
题 识：
「大清嘉庆年制」 三行六字篆书款
拍品描述：
备注：
香港佳士得，2011年11月30日，lot.3107。
据清宫嘉庆三年（紫禁城的纪年为乾隆六十三年）《九江关呈贡档》记载：“嘉庆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奴才全德跪进：......御制诗洋彩八方一统尊成对（交圆明园）......”此段档文，即应为拍品类器物的烧造、呈贡纪录。作为嘉庆早期洋彩精品陈设器，其烧造工艺和艺术风格与乾隆御窑洋彩器一脉相承，且烧造数量有限，存世更为罕见，当属成对贡品其中之一，弥足珍罕。
拍品成型工艺繁复，呈八方直筒型，寓意“八方一统”或“八方升平”。造型别致，端庄典雅。瓶内及底部施松石绿釉，莹亮润泽，口沿至肩部饰宫粉地洋彩描金缠枝宝相花，间以蝠纹和描金“寿”字，寓意“福寿绵长”。画工精细，设色艳丽，装饰效果富丽堂皇。腹部八面开光，边框描金，分饰洋彩四季花卉和御制诗文，其中四面分绘腊梅争艳图、菊花盛开图、荷塘丽景图、牡丹富贵图，另四面墨彩书乾隆御制咏梅诗、咏菊诗、咏荷诗、咏牡丹诗，字体端丽秀逸，与四季花卉纹饰，相映成趣，并以红彩落「翰」、「精」、「乾」、「隆」等方章款。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交相辉映。
一、政权交替的历史见证
嘉庆时期瓷器上出现乾隆御题诗文的现象，反映了清代官窑在政治过渡期和文化传承中的特殊性。在乾隆作为太上皇的训政时期（1796-1799），嘉庆早期官窑仍延续乾隆朝制式，御用瓷器基本保留乾隆元素，如北京故宫藏“嘉庆款黄地粉彩桃蝠纹开光诗文花卉纹双耳瓶”（图1）以及颐和园藏“嘉庆粉彩御制诗抱月瓶”与本拍品一样，均是这一时期的交替产物。这种现象既是孝道政治的体现，也源于御窑厂的模板化生产体系——匠人沿用乾隆时期的诗画模板、转印底稿及馆阁体书写规范，多选用乾隆题咏陶瓷类诗文装饰茶具、文具等器物。从断代特征看，早期器物可能保留“大清乾隆年制”款，过渡期（1800-1805）则出现“大清嘉庆年制”款与乾隆诗文并存，后期逐渐减少。
二、取法蒋廷锡的圣意之作
本件拍品其上所提诗文中，经查考其中有三首来自《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二十四卷中《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组诗中的三首，是比较典型的乾隆御制诗风，乾隆皇帝提到的这个“蒋南沙相国”，即“以诗画名动公卿”的画家蒋廷锡（图3）。
雍正七年（1729），蒋廷锡为太子太傅，应与皇子弘历的关系较为亲近。《乐善堂全集》是乾隆未登基时的诗文作品结集，并且《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不仅收入集中，《乐善堂全集》的作序人正是蒋廷锡，可见他与乾隆皇帝的关系以及乾隆皇帝对他的肯定与赏识。《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还有《桃柳》《荷》《黄蜀葵》《梅》四首。尽管蒋廷锡在雍正十年（1732）就已去世，但并不妨碍乾隆皇帝本人对这组诗作的钟爱，或许也有对昔日皇子时光及对蒋廷锡的怀念。
传世瓷器中嘉庆官窑四时花卉与乾隆皇帝的诗句结合出现已成为惯例（图4），且常用的诗句也有迹可循，《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应是乾隆皇帝颇为自得的创作，否则也不会频频出现于传世瓷器上。嘉庆时期烧造此件抱月瓶时，之所以选中这首御制诗烧造，料想这样的设计应是乾隆皇帝本人多年来颇为中意的。
香港佳士得，2011年11月30日，lot.3107。
据清宫嘉庆三年（紫禁城的纪年为乾隆六十三年）《九江关呈贡档》记载：“嘉庆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奴才全德跪进：......御制诗洋彩八方一统尊成对（交圆明园）......”此段档文，即应为拍品类器物的烧造、呈贡纪录。作为嘉庆早期洋彩精品陈设器，其烧造工艺和艺术风格与乾隆御窑洋彩器一脉相承，且烧造数量有限，存世更为罕见，当属成对贡品其中之一，弥足珍罕。
拍品成型工艺繁复，呈八方直筒型，寓意“八方一统”或“八方升平”。造型别致，端庄典雅。瓶内及底部施松石绿釉，莹亮润泽，口沿至肩部饰宫粉地洋彩描金缠枝宝相花，间以蝠纹和描金“寿”字，寓意“福寿绵长”。画工精细，设色艳丽，装饰效果富丽堂皇。腹部八面开光，边框描金，分饰洋彩四季花卉和御制诗文，其中四面分绘腊梅争艳图、菊花盛开图、荷塘丽景图、牡丹富贵图，另四面墨彩书乾隆御制咏梅诗、咏菊诗、咏荷诗、咏牡丹诗，字体端丽秀逸，与四季花卉纹饰，相映成趣，并以红彩落「翰」、「精」、「乾」、「隆」等方章款。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交相辉映。
一、政权交替的历史见证
嘉庆时期瓷器上出现乾隆御题诗文的现象，反映了清代官窑在政治过渡期和文化传承中的特殊性。在乾隆作为太上皇的训政时期（1796-1799），嘉庆早期官窑仍延续乾隆朝制式，御用瓷器基本保留乾隆元素，如北京故宫藏“嘉庆款黄地粉彩桃蝠纹开光诗文花卉纹双耳瓶”（图1）以及颐和园藏“嘉庆粉彩御制诗抱月瓶”与本拍品一样，均是这一时期的交替产物。这种现象既是孝道政治的体现，也源于御窑厂的模板化生产体系——匠人沿用乾隆时期的诗画模板、转印底稿及馆阁体书写规范，多选用乾隆题咏陶瓷类诗文装饰茶具、文具等器物。从断代特征看，早期器物可能保留“大清乾隆年制”款，过渡期（1800-1805）则出现“大清嘉庆年制”款与乾隆诗文并存，后期逐渐减少。
二、取法蒋廷锡的圣意之作
本件拍品其上所提诗文中，经查考其中有三首来自《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二十四卷中《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组诗中的三首，是比较典型的乾隆御制诗风，乾隆皇帝提到的这个“蒋南沙相国”，即“以诗画名动公卿”的画家蒋廷锡（图3）。
雍正七年（1729），蒋廷锡为太子太傅，应与皇子弘历的关系较为亲近。《乐善堂全集》是乾隆未登基时的诗文作品结集，并且《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不仅收入集中，《乐善堂全集》的作序人正是蒋廷锡，可见他与乾隆皇帝的关系以及乾隆皇帝对他的肯定与赏识。《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还有《桃柳》《荷》《黄蜀葵》《梅》四首。尽管蒋廷锡在雍正十年（1732）就已去世，但并不妨碍乾隆皇帝本人对这组诗作的钟爱，或许也有对昔日皇子时光及对蒋廷锡的怀念。
传世瓷器中嘉庆官窑四时花卉与乾隆皇帝的诗句结合出现已成为惯例（图4），且常用的诗句也有迹可循，《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应是乾隆皇帝颇为自得的创作，否则也不会频频出现于传世瓷器上。嘉庆时期烧造此件抱月瓶时，之所以选中这首御制诗烧造，料想这样的设计应是乾隆皇帝本人多年来颇为中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