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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和 寿山田黄石甪端钮椭圆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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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2078
拍品名称：
致中和 寿山田黄石甪端钮椭圆玺
年 代：
清康熙
材 质：
5.8×3.8×5 cm. (2 1/4×1 1/2×1 1/2 in.) ;印文拓片：5.6×3.6cm;152.5g
拍品描述：
著录：1．《康熙宝薮》，清乾隆时期宫廷御制本。
2．《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三册康熙卷，P9，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出版，2005年。
3．《中国雅趣品录·印石选》P188，第87号，鸿禧美术馆出版，1990年。
4．《鸿禧集珍—一九九六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P119，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刊行，1996年。
来源：1.香港苏富比1989年11月16日，编号524。
2.鸿禧美术馆旧藏。
钤印：清 康熙御笔《行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康熙田黄石“致中和”玺
郭福祥
康熙帝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学习汉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卓然成就。和汉族文人刻治闲章以明志趣的传统一样，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刻治了不下一百三十方宝玺，成为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个人意趣和闲暇生活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对我们认识康熙皇帝其人大有裨益。此方田黄石瑞兽钮玺印高5厘米，印面纵5.7厘米，宽3.7厘米，印文为阳文“致中和”三字。惟印文局部残损，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从材质、钮雕，印文等方面与北京故宫所藏《康熙宝薮》中此玺的著录情况进行对比，还是可以发现二者具有一致性，可知其为康熙帝御用宝玺中的一方。此玺一般作引首章使用，钤印实例见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十七年御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作为康熙皇帝重要的御用宝玺，要充分理解此玺的价值，就必须对此玺制作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故在此文中拟对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关于康熙御用玺印的制作情况，在相关的文献中可见零星的记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曾受康熙皇帝之命与传教士安多、苏霖等进宫教授康熙数学知识，因此得以参观养心殿，在那里他曾仔细观察了其室内陈设，包括康熙帝的御用玺印。他在日记中写到：“我还见到皇上的大部分印玺，都放在极为精致的黄袱印匣中。里面的印章大小不一，种类各异，有玛瑙、白玉、碧玉、水晶等，上刻文字大半是汉文。” 此事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可知此时康熙已经制作了相当数量的玺印。张诚的记载还表明，在康熙时期皇帝的御用宝玺很大部分是存放于养心殿内的。这是皇帝非常私密的活动场所，其中存放的都是极具个人趣味的东西，外界难得一见。关于康熙御用宝玺制作记载最详细的当属“戒之在得”玺。“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祖仁皇帝命大学士王顼龄、王掞，尚书王鸿绪至南书房，谕以明年为康熙六十年。采择经语，可刻小玺者。诸臣尊旨恭拟进呈，俱不当意。有顷，朱笔批出‘戒之在得’四字，谕云；‘朕之得之天者厚矣。自古帝王所希者也。朕今何思何虑？惟守宣尼四字明训’。诸臣拜手叹美。云：‘圣德如天，忧入圣域而学不倦如此’。明年五月在避暑山庄命臣照篆文，梅玉凤刻玺……。”说明康熙皇帝本人对御用玺印的印文选取和印章制作是有相当多的参与的，可以充分体现出其个人意志和心理。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康熙皇帝自身的语境之下理解此方“致中和”玺。
“致中和”语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语句虽短，却是对儒家中庸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中”指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要求人在情感、行为上避免极端，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和”则强调不同事物间的和谐共处，通过动态调整实现融洽关系。二者结合则为“致中和”，既包含对内在心性的节制与修养，也指向对外部矛盾的调和能力。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当达到“中和”状态时，天地运行便各安其序，自然万物便繁衍生息，一切便会处于理想境界。“致中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也体现出儒家思想对个人修养、社会和谐以及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康熙看来，儒家中和思想也是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大要。
大致从康熙十年开始，命大臣进讲四书，起先隔日一讲。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学士傅达礼等以开日讲奏请，获得批准。康熙皇帝谕：“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为未足，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熙与诸文臣学士日讲四书，“视朝毕，旋御便殿，经史大义，躬先讲解，后命讲官敷陈，仍温旨谕勉，令直陈无隐。” 最终完成《四书解义》，刊刻成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康熙十六年三月十四日的懋勤殿日讲上命侍讲学士张英、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的保和殿经筵大典上命讲官胡密子、项景襄两次进讲“致中和”。想必康熙皇帝对此有自己的阐发，认为《中庸》为孔子之传，子思独得其宗。“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可见康熙皇帝对“致中和”这一关涉国家治理的命题极为重视。应用在国家治理上，则是提倡宽而有制的中道之治，“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驰，所贵乎宽而有制耳。”8 这几乎成为康熙临民施政的重要准则，也是其治国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康熙皇帝为什么会以“致中和”为印文，刻制了两方御用玺印，此玺就是其中的一方，另外还刻治了一方“中和”小玺。从前面所述康熙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参与情况，推想康熙皇帝选取“致中和”“中和”等刻制玺印，钤用于御笔书画之上，当是有所考虑的，从中可见康熙皇帝的所思所想。
此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也反映出康熙时期寿山石雕刻的历史状况。对于寿山石雕的历史而言，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极为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诸多文人关注、参与寿山石雕艺术活动，皇帝对其亦特别垂注，使其成为一个参与者层次广泛，人员众多的艺术门类。加之福建一带文人荟萃，文化发达，这一切都会影响到匠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创新，使得福建寿山石雕从一开始便站在了一个极高的起点上。而在寿山石雕刻历史上，康熙时期则是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康熙朝是寿山石开采和雕刻的高峰时期。随着寿山石的大量开采，知名度的提升，寿山石也通过地方官员的进献进入宫廷，成为宫廷雕刻的原材料之一。依托宫廷造作的雄厚实力，加之皇帝的直接参与和监督，技艺高超的宫中匠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努力，宫中寿山石雕刻在汲取同时代的牙雕和木雕技法的基础上得以快速发展，显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这在此方“致中和”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中也有充分体现。
首先，寿山石的使用反映出康熙时期御用玺印所用材质的选择性特点。康熙时期的毛奇龄在谈到早期寿山石开采和使用时，曾言：“明崇祯末，有布政谢在杭尝称寿山石甚美，堪饰什器。其品以艾叶绿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红又次之。然未之见也。久之，有寿山寺僧于春雨后从溪涧中拾文石数角，往往摩作印，温润无象，故名不大著。”到康熙时则“以田坑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每得一田坑，则转相传玩，顾视珍惜，虽盛势强力不能夺。”这一状况也影响到宫廷。康熙皇帝的御用玺印有相当的部分是用寿山石制作的。值得关注的是，康熙御用玺印中黄色系寿山石的使用，如2003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组康熙皇帝的御用小玺，共计12方。在这12方小玺中，有6方是寿山石材质，且均为黄色寿山石，其中有4方是田黄石材质。这些材料证实康熙时期包括田黄石在内的黄色系寿山石是很流行的用于制作御用玺印的材质。此方“致中和”玺也是如此，为田黄石材质。
其次，印钮雕刻反映出康熙时期寿山石雕刻的风格特色。此玺印钮采用圆雕技法，所雕瑞兽呈蜷卧之态，体貌丰腴，筋力遒健，大胆夸张，给人以神秘之感。毛发繁密有致，足爪锐利，行刀流利，刻画细密，神态栩栩如生。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熙时期的异兽印钮雕刻风格相一致，显示出雕刻者高超的工艺水平。
此玺原为鸿禧美术馆旧藏，1989年购自香港苏富比公司，1990年又收录于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出版的《中国雅趣品录：印石选》一书，当时因资料缺乏，均未对其归属作出明确判断。今鸿禧美术馆杨敦尧研究员通过多方考证，确认其为康熙皇帝的御用玺印，从而为研究康熙宝玺及康熙帝其人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康熙御制田黄石甪端钮「致中和」朱文椭圆玺印考
文/杨敦尧
康熙的御制玺印，有国玺、殿名章、与书画用印之闲章等性质，在乾隆时期所编辑的《康熙宝薮》，收录有一百二十多方，今多已佚失，散于各地，仅传存约近三十余方，以致对于康熙玺印的研究微乎其微。康熙御制田黄石甪端钮「致中和」朱文椭圆玺印，以田黄石材治印，印文有「致中和」朱文，形制与《康熙宝薮》同，是研究康熙玺印的重要资料之一。此印为康熙前期的书画用印，是反映康熙青年时期，在讲官授业日讲四书精义的影响，体现治国之道的要义，并以「致中和」为寓意箴铭类的开章，透过其书法作品上择印文之内容，作为引首章的形式，不断的展现他的理念与思想，以示其政教的意涵与目的。
康熙玺印的流传与《康熙宝薮》的概况
有关康熙（1654-1722，在位1661-1722）的御制玺印与闲章，今日所见传世作品很少，在清末动乱中流散佚失，而两岸的故宫典藏亦极少，甚而台北故宫亦无康熙的玺印典藏。而康熙究竟有多少印玺，一直也无法清楚统计，目前仅能从乾隆时所编辑的《康熙宝薮》，与流传的书画钤藏印记、《石渠宝笈》的著录中观察。
乾隆在1781年间，将康熙、雍正与自己使用的鉴赏闲章，制成印谱，并记录有些简言概述用途，乾隆将其命名谓《宝薮》。因清末战乱，印玺多有流失，故历代帝王《宝薮》，是研究清代帝后宝玺的最为重要的资料。而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的《宝薮》册，共钤康熙御用宝玺一百二十方。每页依据所钤宝玺的大小钤盖数量不同的康熙御宝，所收录的印文都是用原印直接钤盖上去的，极为珍贵。
「致中和」玺印的印钮工艺与治印的考察
有关「致中和」玺印的工艺制作与使用纪录，在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年，25岁）《行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目前康熙纪年最早的书法作品，”行书七言绝句：「晚凉内苑看槐花，依槛临池日欲斜。龙戏清潭娱夏景，片云生处足桑麻」，后有款识「戊午季夏内花园题槐花」在年月字钤有「清宁之宝」朱文方印，前有引首印「致中和」圆印。可知此二印的使用下限为康熙十七年前，是属康熙早期的用印。而现今传世的《康熙御制寿山石马钮「清宁之宝」朱文方印》，边有「玉璇」刻款，当属明末清初杨玉璇的印作品。据罗随祖的研究，清初宫廷的印石来源，多来自各地的贡献，印材取自明末清初名家雕工所制的南方产地旧作，如名家杨玉璇、周尚均等人。有别于乾隆朝，大量搜求田黄，肆力开采，甚至禁止民间交易，此时的田黄雕工则多出自内府匠作之手。
在康熙前期印石流动的背景下「致中和」印钮原件，可能是地方进贡、或是收集而来。此印以田黄石制，石质颜色属熟栗黄，甪端钮雕刻，刀法凌厉酣畅，整体形象圆润清明，伏卧印玺上，头首回望，双目圆瞪，口微张露牙，角伏于脑后，细处细致描写，印钮神形兼具。
印文的书体与治印
有关康熙对于印章的需求，御制的印文内容、治印与状况，可从张照在乾隆期间编辑《秘殿珠林》的纪录中，编辑者张照，亲历过程的附注：康熙在其五十九年末（1720），为其将至七十岁的构想，命大臣在经典中摘录语句以制小印玺。群臣拟就的词句，均不合其心意，于是康熙自己在《论语》中，选了「戒之在得」一句。来年康熙六十年五月，康熙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谕书法家、翰林张照拟定「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的篆体字体，命由木版画刻工梅玉凤（亦作峰）刻成对印。
从此例纪录观看，有关康熙御裂的印文内容，康熙是有绝对的主导权，多其命令大臣在儒家经典中摘录语句，有些是出自词臣的建议，或是出自的想法，谕文人词臣以书篆字，再交由印工刻字。
由此观之，「致中和」玺印书体以篆体朱文，印体规整，为笔画平直的古文，布局端正大气，为典型的官方形式，惟书写带有儒雅笔意，因而整体显的清秀端庄。形构与明代的《字汇》、《正字通》相同，亦是1710至1716年间编纂《康熙字典》所参录之蓝本。
若如此观之，在康熙前期的环境中，很可能是由其经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玉书，或是书法老师沈荃所书写道尚需相关资料研究，来给予证明。
在印文刻印方面，以切刀之法，有碎刀短切的痕迹，带有文人治印的「轻浅」之法，非职业印工的刻字，多采用「深刺」之法。而印面平地浅铲，剔地刀痕明显，留有刀痕、凿纹，并未平，有清初文人「刀笔之外而有别趣」的审美情趣。这与雍正朝内府工匠制作印章，平地深、笔划平直、规整化一的风格，具有明显的不同。
而「致中和」玺印的印面方式，与《康熙御制寿山石「日镜云伸」朱文椭玺印》（台北私人收藏），有相同的治印方式，印底皆留有用刀痕，并未平地深，而「日镜云伸」玺印的圆边框，同样历经时间，已部分受损崩掉。这印底留有用刀痕的现象与方式不多见于现所存世的清宫廷玺印中，与其他的闲章类别，应与当时养心殿造初期成立有关。而在道两方康熙早期治印的例子，或许可以察早期养心殿成立造办处的状况与现象。
有关「致中和」玺印的刻工讯息，推论为康熙朝大内善刻能匠梅玉峰，或汉文名梅玉凤。据论者研究，梅玉峰在康熙十五年起入养心殿造办处，担任刻书一职。从其入造办处年间，与康熙五十九年命其刻印「戒之在得」玺印的经历，极有可能「致中和」与「日镜云伸」二印，即出自其手。梅玉峰入造办处后，多从事将康熙御笔书法摩刻上石、内廷刻书版等工作。而上述「致中和」与「日镜云伸」二玺印底，用刀铲痕，未平地深铲的现象，是否与梅玉峰雕刻木版画的技巧有关，以及由版画的刻法就石材中，不娴熟治石技巧的因素所致，可以再进一步的考察与厘清。
康熙钤印纪录与引首章印文内容的考察
康熙前期有「致中和」、「日镜云伸」、「三无九有」等经典诗词典故，以期自勉嘉言。「致中和」语出自《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文句，是君王的治国大要，需体会天地万物的合理状况，以解天下之大本，此印在前述康熙十七年书作《行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之引首章用，是康熙对自己的期许，与行政的诉求。
观察这些作为引首章的内容，梳理出康熙藉此表达的治国思想、经世理念、生活情境等意涵，对于康熙御制印文内容的分析，再透过相关康熙作品的用印，与《石渠宝笈》著录纪年作品的时序观察，可以约略观察康熙前中后期，对于印文内容的选择。除了姓名字号章外，在前期多以经典为主，如「致中和」、「三无九有」、「日镜云伸」等，与尊古体现的「我思古人」、「述而不作」等借鉴，可能是在日讲授业中，得于经典的启发，与对于治国的理念。
余论
康熙其中论述中庸的「致中和」是修道的终极成就，能位育天地万物，是圣人治理之道。这是康熙成年之后，对于国家治理之道，提出的重要宣言。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孝庄皇后的寿典上，在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讲官胡密子、项景襄进讲四书“致中和”一节。可以见得，康熙对于中庸的「致中和」的国家治理命题，极为重视。
从受教时的理解，进而面对朝臣的宣示，在康熙适值三藩之乱，逐渐掌握权力的时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角度。从此现象观看，在前述目前所署纪年最早康熙十七年所作的书法上，引首钤「致中和」朱文椭圆玺印，反映其早年治理国家的中心思想，亦应证在日讲的精义内容，影响其对于以此为座右铭作为理念，并透过书法作品引首章钤印的方式与内容，不断的展现他的理念与思想。
从上述「致中和」玺印的考察，是康熙早期的用印。在康熙的印玺闲章中，有「致中和」二方，目前相关的使用状况，除上述作品外，仅见于《石渠宝笈》的著录中，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所作书《临赵孟频秋声赋卷》一例，而中晚期后，今尚未见得。是否反映康熙对于治国观念的改变，而所影响其在书法用印的作为，是日后可再思考的议题。
2．《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三册康熙卷，P9，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出版，2005年。
3．《中国雅趣品录·印石选》P188，第87号，鸿禧美术馆出版，1990年。
4．《鸿禧集珍—一九九六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P119，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刊行，1996年。
来源：1.香港苏富比1989年11月16日，编号524。
2.鸿禧美术馆旧藏。
钤印：清 康熙御笔《行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康熙田黄石“致中和”玺
郭福祥
康熙帝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学习汉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卓然成就。和汉族文人刻治闲章以明志趣的传统一样，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刻治了不下一百三十方宝玺，成为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个人意趣和闲暇生活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对我们认识康熙皇帝其人大有裨益。此方田黄石瑞兽钮玺印高5厘米，印面纵5.7厘米，宽3.7厘米，印文为阳文“致中和”三字。惟印文局部残损，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从材质、钮雕，印文等方面与北京故宫所藏《康熙宝薮》中此玺的著录情况进行对比，还是可以发现二者具有一致性，可知其为康熙帝御用宝玺中的一方。此玺一般作引首章使用，钤印实例见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十七年御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作为康熙皇帝重要的御用宝玺，要充分理解此玺的价值，就必须对此玺制作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故在此文中拟对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关于康熙御用玺印的制作情况，在相关的文献中可见零星的记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曾受康熙皇帝之命与传教士安多、苏霖等进宫教授康熙数学知识，因此得以参观养心殿，在那里他曾仔细观察了其室内陈设，包括康熙帝的御用玺印。他在日记中写到：“我还见到皇上的大部分印玺，都放在极为精致的黄袱印匣中。里面的印章大小不一，种类各异，有玛瑙、白玉、碧玉、水晶等，上刻文字大半是汉文。” 此事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可知此时康熙已经制作了相当数量的玺印。张诚的记载还表明，在康熙时期皇帝的御用宝玺很大部分是存放于养心殿内的。这是皇帝非常私密的活动场所，其中存放的都是极具个人趣味的东西，外界难得一见。关于康熙御用宝玺制作记载最详细的当属“戒之在得”玺。“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祖仁皇帝命大学士王顼龄、王掞，尚书王鸿绪至南书房，谕以明年为康熙六十年。采择经语，可刻小玺者。诸臣尊旨恭拟进呈，俱不当意。有顷，朱笔批出‘戒之在得’四字，谕云；‘朕之得之天者厚矣。自古帝王所希者也。朕今何思何虑？惟守宣尼四字明训’。诸臣拜手叹美。云：‘圣德如天，忧入圣域而学不倦如此’。明年五月在避暑山庄命臣照篆文，梅玉凤刻玺……。”说明康熙皇帝本人对御用玺印的印文选取和印章制作是有相当多的参与的，可以充分体现出其个人意志和心理。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康熙皇帝自身的语境之下理解此方“致中和”玺。
“致中和”语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语句虽短，却是对儒家中庸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中”指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要求人在情感、行为上避免极端，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和”则强调不同事物间的和谐共处，通过动态调整实现融洽关系。二者结合则为“致中和”，既包含对内在心性的节制与修养，也指向对外部矛盾的调和能力。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当达到“中和”状态时，天地运行便各安其序，自然万物便繁衍生息，一切便会处于理想境界。“致中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也体现出儒家思想对个人修养、社会和谐以及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康熙看来，儒家中和思想也是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大要。
大致从康熙十年开始，命大臣进讲四书，起先隔日一讲。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学士傅达礼等以开日讲奏请，获得批准。康熙皇帝谕：“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为未足，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熙与诸文臣学士日讲四书，“视朝毕，旋御便殿，经史大义，躬先讲解，后命讲官敷陈，仍温旨谕勉，令直陈无隐。” 最终完成《四书解义》，刊刻成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康熙十六年三月十四日的懋勤殿日讲上命侍讲学士张英、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的保和殿经筵大典上命讲官胡密子、项景襄两次进讲“致中和”。想必康熙皇帝对此有自己的阐发，认为《中庸》为孔子之传，子思独得其宗。“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可见康熙皇帝对“致中和”这一关涉国家治理的命题极为重视。应用在国家治理上，则是提倡宽而有制的中道之治，“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驰，所贵乎宽而有制耳。”8 这几乎成为康熙临民施政的重要准则，也是其治国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康熙皇帝为什么会以“致中和”为印文，刻制了两方御用玺印，此玺就是其中的一方，另外还刻治了一方“中和”小玺。从前面所述康熙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参与情况，推想康熙皇帝选取“致中和”“中和”等刻制玺印，钤用于御笔书画之上，当是有所考虑的，从中可见康熙皇帝的所思所想。
此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也反映出康熙时期寿山石雕刻的历史状况。对于寿山石雕的历史而言，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极为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诸多文人关注、参与寿山石雕艺术活动，皇帝对其亦特别垂注，使其成为一个参与者层次广泛，人员众多的艺术门类。加之福建一带文人荟萃，文化发达，这一切都会影响到匠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创新，使得福建寿山石雕从一开始便站在了一个极高的起点上。而在寿山石雕刻历史上，康熙时期则是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康熙朝是寿山石开采和雕刻的高峰时期。随着寿山石的大量开采，知名度的提升，寿山石也通过地方官员的进献进入宫廷，成为宫廷雕刻的原材料之一。依托宫廷造作的雄厚实力，加之皇帝的直接参与和监督，技艺高超的宫中匠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努力，宫中寿山石雕刻在汲取同时代的牙雕和木雕技法的基础上得以快速发展，显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这在此方“致中和”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中也有充分体现。
首先，寿山石的使用反映出康熙时期御用玺印所用材质的选择性特点。康熙时期的毛奇龄在谈到早期寿山石开采和使用时，曾言：“明崇祯末，有布政谢在杭尝称寿山石甚美，堪饰什器。其品以艾叶绿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红又次之。然未之见也。久之，有寿山寺僧于春雨后从溪涧中拾文石数角，往往摩作印，温润无象，故名不大著。”到康熙时则“以田坑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每得一田坑，则转相传玩，顾视珍惜，虽盛势强力不能夺。”这一状况也影响到宫廷。康熙皇帝的御用玺印有相当的部分是用寿山石制作的。值得关注的是，康熙御用玺印中黄色系寿山石的使用，如2003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组康熙皇帝的御用小玺，共计12方。在这12方小玺中，有6方是寿山石材质，且均为黄色寿山石，其中有4方是田黄石材质。这些材料证实康熙时期包括田黄石在内的黄色系寿山石是很流行的用于制作御用玺印的材质。此方“致中和”玺也是如此，为田黄石材质。
其次，印钮雕刻反映出康熙时期寿山石雕刻的风格特色。此玺印钮采用圆雕技法，所雕瑞兽呈蜷卧之态，体貌丰腴，筋力遒健，大胆夸张，给人以神秘之感。毛发繁密有致，足爪锐利，行刀流利，刻画细密，神态栩栩如生。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熙时期的异兽印钮雕刻风格相一致，显示出雕刻者高超的工艺水平。
此玺原为鸿禧美术馆旧藏，1989年购自香港苏富比公司，1990年又收录于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出版的《中国雅趣品录：印石选》一书，当时因资料缺乏，均未对其归属作出明确判断。今鸿禧美术馆杨敦尧研究员通过多方考证，确认其为康熙皇帝的御用玺印，从而为研究康熙宝玺及康熙帝其人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康熙御制田黄石甪端钮「致中和」朱文椭圆玺印考
文/杨敦尧
康熙的御制玺印，有国玺、殿名章、与书画用印之闲章等性质，在乾隆时期所编辑的《康熙宝薮》，收录有一百二十多方，今多已佚失，散于各地，仅传存约近三十余方，以致对于康熙玺印的研究微乎其微。康熙御制田黄石甪端钮「致中和」朱文椭圆玺印，以田黄石材治印，印文有「致中和」朱文，形制与《康熙宝薮》同，是研究康熙玺印的重要资料之一。此印为康熙前期的书画用印，是反映康熙青年时期，在讲官授业日讲四书精义的影响，体现治国之道的要义，并以「致中和」为寓意箴铭类的开章，透过其书法作品上择印文之内容，作为引首章的形式，不断的展现他的理念与思想，以示其政教的意涵与目的。
康熙玺印的流传与《康熙宝薮》的概况
有关康熙（1654-1722，在位1661-1722）的御制玺印与闲章，今日所见传世作品很少，在清末动乱中流散佚失，而两岸的故宫典藏亦极少，甚而台北故宫亦无康熙的玺印典藏。而康熙究竟有多少印玺，一直也无法清楚统计，目前仅能从乾隆时所编辑的《康熙宝薮》，与流传的书画钤藏印记、《石渠宝笈》的著录中观察。
乾隆在1781年间，将康熙、雍正与自己使用的鉴赏闲章，制成印谱，并记录有些简言概述用途，乾隆将其命名谓《宝薮》。因清末战乱，印玺多有流失，故历代帝王《宝薮》，是研究清代帝后宝玺的最为重要的资料。而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的《宝薮》册，共钤康熙御用宝玺一百二十方。每页依据所钤宝玺的大小钤盖数量不同的康熙御宝，所收录的印文都是用原印直接钤盖上去的，极为珍贵。
「致中和」玺印的印钮工艺与治印的考察
有关「致中和」玺印的工艺制作与使用纪录，在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年，25岁）《行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目前康熙纪年最早的书法作品，”行书七言绝句：「晚凉内苑看槐花，依槛临池日欲斜。龙戏清潭娱夏景，片云生处足桑麻」，后有款识「戊午季夏内花园题槐花」在年月字钤有「清宁之宝」朱文方印，前有引首印「致中和」圆印。可知此二印的使用下限为康熙十七年前，是属康熙早期的用印。而现今传世的《康熙御制寿山石马钮「清宁之宝」朱文方印》，边有「玉璇」刻款，当属明末清初杨玉璇的印作品。据罗随祖的研究，清初宫廷的印石来源，多来自各地的贡献，印材取自明末清初名家雕工所制的南方产地旧作，如名家杨玉璇、周尚均等人。有别于乾隆朝，大量搜求田黄，肆力开采，甚至禁止民间交易，此时的田黄雕工则多出自内府匠作之手。
在康熙前期印石流动的背景下「致中和」印钮原件，可能是地方进贡、或是收集而来。此印以田黄石制，石质颜色属熟栗黄，甪端钮雕刻，刀法凌厉酣畅，整体形象圆润清明，伏卧印玺上，头首回望，双目圆瞪，口微张露牙，角伏于脑后，细处细致描写，印钮神形兼具。
印文的书体与治印
有关康熙对于印章的需求，御制的印文内容、治印与状况，可从张照在乾隆期间编辑《秘殿珠林》的纪录中，编辑者张照，亲历过程的附注：康熙在其五十九年末（1720），为其将至七十岁的构想，命大臣在经典中摘录语句以制小印玺。群臣拟就的词句，均不合其心意，于是康熙自己在《论语》中，选了「戒之在得」一句。来年康熙六十年五月，康熙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谕书法家、翰林张照拟定「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的篆体字体，命由木版画刻工梅玉凤（亦作峰）刻成对印。
从此例纪录观看，有关康熙御裂的印文内容，康熙是有绝对的主导权，多其命令大臣在儒家经典中摘录语句，有些是出自词臣的建议，或是出自的想法，谕文人词臣以书篆字，再交由印工刻字。
由此观之，「致中和」玺印书体以篆体朱文，印体规整，为笔画平直的古文，布局端正大气，为典型的官方形式，惟书写带有儒雅笔意，因而整体显的清秀端庄。形构与明代的《字汇》、《正字通》相同，亦是1710至1716年间编纂《康熙字典》所参录之蓝本。
若如此观之，在康熙前期的环境中，很可能是由其经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玉书，或是书法老师沈荃所书写道尚需相关资料研究，来给予证明。
在印文刻印方面，以切刀之法，有碎刀短切的痕迹，带有文人治印的「轻浅」之法，非职业印工的刻字，多采用「深刺」之法。而印面平地浅铲，剔地刀痕明显，留有刀痕、凿纹，并未平，有清初文人「刀笔之外而有别趣」的审美情趣。这与雍正朝内府工匠制作印章，平地深、笔划平直、规整化一的风格，具有明显的不同。
而「致中和」玺印的印面方式，与《康熙御制寿山石「日镜云伸」朱文椭玺印》（台北私人收藏），有相同的治印方式，印底皆留有用刀痕，并未平地深，而「日镜云伸」玺印的圆边框，同样历经时间，已部分受损崩掉。这印底留有用刀痕的现象与方式不多见于现所存世的清宫廷玺印中，与其他的闲章类别，应与当时养心殿造初期成立有关。而在道两方康熙早期治印的例子，或许可以察早期养心殿成立造办处的状况与现象。
有关「致中和」玺印的刻工讯息，推论为康熙朝大内善刻能匠梅玉峰，或汉文名梅玉凤。据论者研究，梅玉峰在康熙十五年起入养心殿造办处，担任刻书一职。从其入造办处年间，与康熙五十九年命其刻印「戒之在得」玺印的经历，极有可能「致中和」与「日镜云伸」二印，即出自其手。梅玉峰入造办处后，多从事将康熙御笔书法摩刻上石、内廷刻书版等工作。而上述「致中和」与「日镜云伸」二玺印底，用刀铲痕，未平地深铲的现象，是否与梅玉峰雕刻木版画的技巧有关，以及由版画的刻法就石材中，不娴熟治石技巧的因素所致，可以再进一步的考察与厘清。
康熙钤印纪录与引首章印文内容的考察
康熙前期有「致中和」、「日镜云伸」、「三无九有」等经典诗词典故，以期自勉嘉言。「致中和」语出自《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文句，是君王的治国大要，需体会天地万物的合理状况，以解天下之大本，此印在前述康熙十七年书作《行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之引首章用，是康熙对自己的期许，与行政的诉求。
观察这些作为引首章的内容，梳理出康熙藉此表达的治国思想、经世理念、生活情境等意涵，对于康熙御制印文内容的分析，再透过相关康熙作品的用印，与《石渠宝笈》著录纪年作品的时序观察，可以约略观察康熙前中后期，对于印文内容的选择。除了姓名字号章外，在前期多以经典为主，如「致中和」、「三无九有」、「日镜云伸」等，与尊古体现的「我思古人」、「述而不作」等借鉴，可能是在日讲授业中，得于经典的启发，与对于治国的理念。
余论
康熙其中论述中庸的「致中和」是修道的终极成就，能位育天地万物，是圣人治理之道。这是康熙成年之后，对于国家治理之道，提出的重要宣言。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孝庄皇后的寿典上，在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讲官胡密子、项景襄进讲四书“致中和”一节。可以见得，康熙对于中庸的「致中和」的国家治理命题，极为重视。
从受教时的理解，进而面对朝臣的宣示，在康熙适值三藩之乱，逐渐掌握权力的时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角度。从此现象观看，在前述目前所署纪年最早康熙十七年所作的书法上，引首钤「致中和」朱文椭圆玺印，反映其早年治理国家的中心思想，亦应证在日讲的精义内容，影响其对于以此为座右铭作为理念，并透过书法作品引首章钤印的方式与内容，不断的展现他的理念与思想。
从上述「致中和」玺印的考察，是康熙早期的用印。在康熙的印玺闲章中，有「致中和」二方，目前相关的使用状况，除上述作品外，仅见于《石渠宝笈》的著录中，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所作书《临赵孟频秋声赋卷》一例，而中晚期后，今尚未见得。是否反映康熙对于治国观念的改变，而所影响其在书法用印的作为，是日后可再思考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