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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墨彩乾隆御题唐岱山水四体诗文八方小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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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932
拍品名称：
清乾隆 墨彩乾隆御题唐岱山水四体诗文八方小笔筒
年 代：
清乾隆
材 质：
H: 10.2 cm (4 in.)
拍品描述：
来源：
赵从衍先生旧藏；
北京拍卖会，2018年11月21日，lot61
著录：
《华光草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73年，图118；
《紫禁城的记忆——图说清宫瓷器档案·文房卷》，卞亦文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图41；
《中汉拍卖十年精赏》，中汉拍卖，2019年，第167页，图243；
《弘历的世界（下卷）·嘉惠艺林》，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艺术博物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第378、379页，图98；
《嘉德精品录（2014-2023）——瓷器及古董珍玩、
古典家具及工艺品》，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133页，图88
展览：
《华光草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973年11月-1974年2月，编号118；
《弘历的世界——乾隆御制诗文稿、兰亭图帖缂丝
卷暨重要宫廷艺术特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21年
4月23日-5月10日，编号98
题识“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钤印“见天心”；题识“玉峡何人擘，白龙长自飞。兴来青眼看，直欲洗尘衣”，钤印“体仁”、“万有同春”；题识“为隔尘氛绕，应怜曲径长。板桥流水外，别有读书堂”，钤印“研露”；题识“天末见扁舟，顷刻来前浦。塔院晚钟声，客船一夜雨。乾隆御制”，钤印“乾隆”
按照《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陶瓷》文末附表“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制诗瓷器”统计，共计入76件，其中乾隆者66件，除22件选用《清高宗御制诗文集》者（且多为茶具和题咏相对应器物，如《咏挂瓶》、《咏仿永乐朱漆菊花盘》等），其余44件皆以《御制乐善堂全集》诗文入饰，如此比例似乎亦彰显乾隆皇帝对于其和硕宝亲王时期诗作颇为满意，甚至是对于其时的追忆。
而在这些“乐善堂”诗作中，题画诗并不多，除本品及上文故宫藏品提及两组题唐岱者，另可见《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题焦秉贞人物画册十二帧》、《题穆僖画》、《题邹一桂花卉十二幅》以及《题赵伯驹仙山楼阁图卷》。另如本品之《小园闲咏》是以诗作画者，亦由唐岱完成，即故宫博物院藏唐岱《小园闲咏册》。
综上所述，乾隆皇帝对于唐岱画作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而本品御制诗提及《题唐岱画页》为九开本，未见其本，但可从其他唐岱画作中寻其踪迹。《远浦归航》及《水云榭》面所绘内容均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岱《墨妙珠林（申）册》之“仿吴镇山水”相似。《松涧流泉》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岱《仿范宽秋山瀑布轴》相类。
文成睿藻 天子宸章
—解读清乾隆墨彩高宗御题唐岱山水四体诗文八方小笔筒的文人情怀
黄清华
景德镇唐英学社社长 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清高宗乾隆皇帝英武睿明，善承绪业，在位六十年，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
自幼接受儒家教育的清高宗常以文人皇帝自居（图一），热衷于各类文玩雅器的同时，赋诗成为他的终身嗜好，曾自述：“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时人谓之：“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他在位几十年，无论公务繁易，始终保持吟诗写诗的习惯。“若三日不吟，辄恍恍如有所失”，可谓如痴如狂。高宗皇帝的诗作内容无所不包，从军政大事、万寿庆典到日常生活、百姓疾苦，都在诗中有所体现。
于此历史背景之下，乾隆一朝宫廷艺术发展繁荣，摹古创新与中西兼容，呈现十八世纪特有的艺术新姿彩。高宗皇帝的自信与文人情怀，于诸项宫廷艺术品之中处处流露，当中御瓷烧造以当朝皇帝御制诗文为装饰，正始见于乾隆时期，并成为清代御瓷一大特色，彰显宫廷艺术与帝皇情趣审美的密切融合，可谓空前绝后，独步古今。
当中书写御制诗文者，为乾隆朝御瓷之上品，其书法颇见风雅，四体兼备，以五言、七言为常见，内容各异，长短不一。整体布局，或诗文单独装饰，或一诗一画，互相辉映。故此，乾隆御制诗文器物的基本特点是“字分四体，诗画辉映”。
御制诗文瓷器属于清宫传办瓷器，不在每年烧造的大运瓷器之列，只有得到皇帝的谕旨才能烧造。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御窑第一次烧造御题诗文的瓷器是挂瓶（壁瓶、轿瓶），时间为乾隆七年（1742年）。乾隆七年十月，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巡视烧造事宜后，在回九江关的途中接到高宗皇帝谕旨一道：“奉御旨，将御制诗一首，交唐英烧造在轿瓶上用，其字并宝玺酌量收小，其安诗地方并花样亦酌量烧造。”
因为先前唐英曾烧制轿瓶，得到高宗皇帝欣赏，只是因瓶上有画而无题咏，因此高宗皇帝将当年七八月间木兰秋弥途中所作《咏挂瓶》五言诗一首，命书于瓶上装饰。诗文为：“官汝称名品，新瓶制雯嘉。随行供啸咏，沿路撷芳华。挂处轻车称，簪束野卉斜。江尘安得近，香籁度帷妙。”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文初集》卷之十一。于是，唐英即回厂署，率领御窑厂众能工巧匠，经过奋战十七天之后，第一批御制诗文轿瓶遂成，其“字分四体，与瓶式配合，以避雷同”。唐英在《奏折》中云：“御制诗笺暂留窑厂收贮，以便奴才于来年春到了开工时，另酌变款式再制轿瓶几件。”高宗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在《唐英奏折》上朱批：“所办甚好，知道了。”之后，除了挂瓶之外，高宗皇帝尚要求在多种器型上使用装饰，根据《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记载：“乾隆七年八月十一日，奉旨着...御制诗句画山水壮罐甚好，令唐英不独此壮罐款式，别样瓶亦照有诗句山水花卉烧造。”此条记载为目前文献所见最早高宗皇帝下令大量烧造御制诗文瓷器之记录。
检阅清宫档案与传世实物互相印证可知，乾隆一朝烧造御制诗文器物曾出现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乾隆七年以后至唐英督陶结束，第二次是乾隆三十多年至往后十年间，前后两次烧造，器物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此类器物数量极为珍罕，工艺精湛独特，集诗、书、印与瓷合为一体，充分展现一代君王的文人情怀，成为御瓷之中品格最高者。
本次拍品【清乾隆 墨彩乾隆御题唐岱山水四体诗文八方小笔筒】（图二）正是此番宫廷审美风尚演进之历史见证！本品小巧别致，盈手可握，通体四面开光内绘四时景色，绘工精湛，刻画入微，构图虽小而气象万千，意境深远幽古，颇有水墨风骨，雅致清新。本品装饰风格上一去乾隆朝彩瓷纹饰极尽繁缛之能事，全部以墨彩开光内绘四时之景，开光之外，以四种书体题四时之诗句，不仅诗文与景色相映，更融诗书画印为一体，堪称无上妙品。
篆书题识：“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钤印“见天心”
真书题识：“玉峡何人擘，白龙长自飞。兴来青眼看，直欲洗尘衣”，钤印“体仁”、“万有同春”
草书题识：“为隔尘氛远，应怜曲径长。板桥流水外，别有读书堂”，钤印“研露”
隶书题识：“天末见扁舟，顷刻来前浦。塔院晚钟声，客船一夜雨。乾隆御制”，钤印“乾隆”
笔筒四面以篆隶真草四体书，书写诗文四首，四首皆出自《御制乐善堂全集》，即《水云榭》、《松涧流泉》、《小园闲咏》十五首之首“曲径通幽”以及《题唐岱画页》九首之六“远浦归航”。（图三、四）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与本品相类的墨彩一诗一画的八方笔筒两例（图五1），其一与本品尺寸、造型均相类，亦以四体书诗文，四首诗文均取自《题唐岱仿古十二帧》，著录于《御制乐善堂全集》卷二十八，与本品应为配对之作。其二尺寸略大于本品，且均以真书题写诗文，四首亦均著录于《御制乐善堂全集》，分别为《题穆僖画·丹台春晓》、《水中楼影》、《赋得秋水长天一色》以及《冬早闻雀声》。
此类乾隆墨彩御制诗文山水笔筒存世极罕，至目前，检阅中外公私典藏，仅知以上三例。此三者皆有细微的明显不同之处：足式不同，内壁是否施饰绿松石釉，每件用章的差异，但是三者绝对烧造于同一时期，这一点毋容置疑。（详见表一）
“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诗名《水云榭》）
“玉峡何人擘，白龙长自飞。兴来青眼看，直欲洗尘衣。”（诗名《松涧流泉》）
“为隔尘氛绕，应怜曲径长。板桥流水外，别有读书堂。”（诗名《小园闲咏·曲径通幽》）
“天末见扁舟，顷刻来前浦。塔院晚钟声，客船一夜雨。”（诗名《题唐岱画页·远浦归航》）
乾隆御窑装饰所使用高宗皇帝本人的诗文，既来自登基以后所写的御制诗，还包括身为皇子时期的作品，即是其诗作分别来源于《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和《御制乐善堂全集》。在唐英榷陶时期，御瓷所用诗文大多出自乾隆二年（1737年）刊本的《御制乐善堂全集》。“乐善堂”为弘历少年时在皇家林园桃花坞读书的书室堂名。《御制乐善堂全集》是弘历居藩期间诗文作品的结集，共四十卷，乾隆二年奉谕旨由武英殿雕梓发行的，它集中反映了涉世未深的年轻皇子弘历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以及闲适恬淡的心境，其中浸透着正统儒家的教条和理念。
根据乾隆朝内务府活计档记载，乾隆十七年（1752年）高宗皇帝曾对造办处下旨：“总管王常贵交御制诗四套。传旨：着赏唐英，嗣后烧造磁器，应用诗之处即用此诗捡选烧造，不必用《乐善堂》诗文。钦此。”由此可知，乾隆十七年以前御窑瓷器上的御制诗主要来源于乾隆二年本《御制乐善堂全集》，十七年之后则改为以高宗皇帝登基后所作的诗文为主。这前后的变化，在现存的御制诗文瓷器中皆得以印证。由此可鉴，本品所饰四首诗文皆出自《御制乐善堂全集》之中，确为弘历登基前所作，因此，可以推测本品应为乾隆十七年之前，由唐英亲自监督烧造进贡之作。
本品除了在诗文方面体现高宗皇帝的文人情怀之外，最主要的另一处则是选择与诗文匹配的各式印章，分别为“见天心”、 “体仁”、 “万有同春”、 “研露”。其印文内容皆有实物印章相对应（图六2），此处临摹书画钤印之效果，乃以矾红绘成。以上四方印章，印文内容分说如下：
一、“见天心”，寓意知道天道变数的本源。天心，即是道心，道是一切的源头、万物的生机、天地的法则。修道者终极之要求就是其心和天地万物相通，谓之见天心。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高宗皇帝在鉴赏清宫典藏米芾《蜀素帖》的时候，诗兴大发，于引首题诗赞咏，并使用椭圆形白文“见天心”章钤配，可见高宗皇帝对此章之钟情和重视。（图七）
二、“万有同春”，所指对春光无限的赞美和向往，同时也寓意着对国家昌盛、物产丰富和民众生活幸福的期盼，蕴含一代明君治国、安家、立命的鸿志。
三、“体仁”，释义为“躬行仁道”，即亲身实践仁爱的道德准则。源自《易经·乾卦》：“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孔颖达疏注解释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
四、“研露”，解释为潜心研究美好事物，身心受其熏陶感染，精神境界得以提升。
据《乾隆宝薮》所载和内府所存，高宗皇帝前后拥有的印章共有1700多方，为清帝之首，广泛钤印在内府典藏的古代绘画名品和善本典籍之上。从现存的印章实物看，乾隆朝印章不仅所占比重最大，而且种类繁多，如宝、玺及各种闲章等。印章内容亦非常广泛，从经世治国到个人性情嗜好无所不含，高宗皇帝对印章有其自己的看法，他曾明确表示:“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要求印章充分体现自己的性情和意志，要有感而发，有针对性地刻制。特别其中一些闲章，印文大都出自经史文字，或者源于高宗皇帝自己的得意诗句。内容涉及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表明高宗皇帝对艺术的理解、热爱和追求。因此，此类闲章是高宗皇帝的一种生活趣味以及艺术表达的方式，是研究乾隆朝文化生活及高宗皇帝本人思想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例如前述“万有同春”印章，查阅《石渠宝笈续编》，据不完全统计，此章较早钤盖于张宗苍乾隆壬申年（1752年）“春月”作《疏林云岫图卷》；乾隆十九年甲戌年（1755年）“元旦”御笔写经之《心经》三十九册；董邦达甲午年（1774年）“暮春”月作《摹古人物册》；弘历、贾全戊申年（1788年）“季春” 月之上瀚作《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高宗御笔癸丑（1793年）“仲春”月作《十全老人之宝说卷》；乾隆御笔乙卯（1795年）“闰春”《福康安奏报打剿逆攻解松桃》；乾隆御笔丁巳（1797年）“仲春” 作《入德胜门卷》等等。此章钤用时间上基本皆在春月，多与“与物皆春”、“笔花春雨”、“寓意于物”、“自疆不息”等印联用，高宗御笔《心经》在元旦节作，《入德胜门卷》于春祀还宫内作，《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与《福康安奏报打剿逆攻解松桃》为重大事件，足见此章的使用是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的，是以 “寓意于物” 也。这是一代明君治国、安家、立命的鸿志，也是对自己大清帝国万寿无疆、国泰民安的宏愿。
因此，本品钤饰的数方闲章，必定是高宗皇帝钦选的结果，以一物之微，亦可见天道与帝皇之心。其蕴涵的寓意，才是高宗皇帝寄情的灵魂所在。摶泥幻化，置于案头，借御窑巧匠之手，四时风景皆有之，更有诗文相唱和，细读诸处印章，又是处处自惕，时时鞭策，不忘督促自身继续完善和努力精进！
参阅：1.《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陶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211、215页、图版70、71；
2.《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35、37、47、82页；
3.《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摛藻堂影印本；
4.《御制乐善堂全集（初刻本）》，乾隆二年（1737年），武英殿刻本
赵从衍先生旧藏；
北京拍卖会，2018年11月21日，lot61
著录：
《华光草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73年，图118；
《紫禁城的记忆——图说清宫瓷器档案·文房卷》，卞亦文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图41；
《中汉拍卖十年精赏》，中汉拍卖，2019年，第167页，图243；
《弘历的世界（下卷）·嘉惠艺林》，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艺术博物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第378、379页，图98；
《嘉德精品录（2014-2023）——瓷器及古董珍玩、
古典家具及工艺品》，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133页，图88
展览：
《华光草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973年11月-1974年2月，编号118；
《弘历的世界——乾隆御制诗文稿、兰亭图帖缂丝
卷暨重要宫廷艺术特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21年
4月23日-5月10日，编号98
题识“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钤印“见天心”；题识“玉峡何人擘，白龙长自飞。兴来青眼看，直欲洗尘衣”，钤印“体仁”、“万有同春”；题识“为隔尘氛绕，应怜曲径长。板桥流水外，别有读书堂”，钤印“研露”；题识“天末见扁舟，顷刻来前浦。塔院晚钟声，客船一夜雨。乾隆御制”，钤印“乾隆”
按照《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陶瓷》文末附表“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制诗瓷器”统计，共计入76件，其中乾隆者66件，除22件选用《清高宗御制诗文集》者（且多为茶具和题咏相对应器物，如《咏挂瓶》、《咏仿永乐朱漆菊花盘》等），其余44件皆以《御制乐善堂全集》诗文入饰，如此比例似乎亦彰显乾隆皇帝对于其和硕宝亲王时期诗作颇为满意，甚至是对于其时的追忆。
而在这些“乐善堂”诗作中，题画诗并不多，除本品及上文故宫藏品提及两组题唐岱者，另可见《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题焦秉贞人物画册十二帧》、《题穆僖画》、《题邹一桂花卉十二幅》以及《题赵伯驹仙山楼阁图卷》。另如本品之《小园闲咏》是以诗作画者，亦由唐岱完成，即故宫博物院藏唐岱《小园闲咏册》。
综上所述，乾隆皇帝对于唐岱画作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而本品御制诗提及《题唐岱画页》为九开本，未见其本，但可从其他唐岱画作中寻其踪迹。《远浦归航》及《水云榭》面所绘内容均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岱《墨妙珠林（申）册》之“仿吴镇山水”相似。《松涧流泉》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岱《仿范宽秋山瀑布轴》相类。
文成睿藻 天子宸章
—解读清乾隆墨彩高宗御题唐岱山水四体诗文八方小笔筒的文人情怀
黄清华
景德镇唐英学社社长 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清高宗乾隆皇帝英武睿明，善承绪业，在位六十年，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
自幼接受儒家教育的清高宗常以文人皇帝自居（图一），热衷于各类文玩雅器的同时，赋诗成为他的终身嗜好，曾自述：“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时人谓之：“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他在位几十年，无论公务繁易，始终保持吟诗写诗的习惯。“若三日不吟，辄恍恍如有所失”，可谓如痴如狂。高宗皇帝的诗作内容无所不包，从军政大事、万寿庆典到日常生活、百姓疾苦，都在诗中有所体现。
于此历史背景之下，乾隆一朝宫廷艺术发展繁荣，摹古创新与中西兼容，呈现十八世纪特有的艺术新姿彩。高宗皇帝的自信与文人情怀，于诸项宫廷艺术品之中处处流露，当中御瓷烧造以当朝皇帝御制诗文为装饰，正始见于乾隆时期，并成为清代御瓷一大特色，彰显宫廷艺术与帝皇情趣审美的密切融合，可谓空前绝后，独步古今。
当中书写御制诗文者，为乾隆朝御瓷之上品，其书法颇见风雅，四体兼备，以五言、七言为常见，内容各异，长短不一。整体布局，或诗文单独装饰，或一诗一画，互相辉映。故此，乾隆御制诗文器物的基本特点是“字分四体，诗画辉映”。
御制诗文瓷器属于清宫传办瓷器，不在每年烧造的大运瓷器之列，只有得到皇帝的谕旨才能烧造。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御窑第一次烧造御题诗文的瓷器是挂瓶（壁瓶、轿瓶），时间为乾隆七年（1742年）。乾隆七年十月，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巡视烧造事宜后，在回九江关的途中接到高宗皇帝谕旨一道：“奉御旨，将御制诗一首，交唐英烧造在轿瓶上用，其字并宝玺酌量收小，其安诗地方并花样亦酌量烧造。”
因为先前唐英曾烧制轿瓶，得到高宗皇帝欣赏，只是因瓶上有画而无题咏，因此高宗皇帝将当年七八月间木兰秋弥途中所作《咏挂瓶》五言诗一首，命书于瓶上装饰。诗文为：“官汝称名品，新瓶制雯嘉。随行供啸咏，沿路撷芳华。挂处轻车称，簪束野卉斜。江尘安得近，香籁度帷妙。”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文初集》卷之十一。于是，唐英即回厂署，率领御窑厂众能工巧匠，经过奋战十七天之后，第一批御制诗文轿瓶遂成，其“字分四体，与瓶式配合，以避雷同”。唐英在《奏折》中云：“御制诗笺暂留窑厂收贮，以便奴才于来年春到了开工时，另酌变款式再制轿瓶几件。”高宗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在《唐英奏折》上朱批：“所办甚好，知道了。”之后，除了挂瓶之外，高宗皇帝尚要求在多种器型上使用装饰，根据《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记载：“乾隆七年八月十一日，奉旨着...御制诗句画山水壮罐甚好，令唐英不独此壮罐款式，别样瓶亦照有诗句山水花卉烧造。”此条记载为目前文献所见最早高宗皇帝下令大量烧造御制诗文瓷器之记录。
检阅清宫档案与传世实物互相印证可知，乾隆一朝烧造御制诗文器物曾出现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乾隆七年以后至唐英督陶结束，第二次是乾隆三十多年至往后十年间，前后两次烧造，器物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此类器物数量极为珍罕，工艺精湛独特，集诗、书、印与瓷合为一体，充分展现一代君王的文人情怀，成为御瓷之中品格最高者。
本次拍品【清乾隆 墨彩乾隆御题唐岱山水四体诗文八方小笔筒】（图二）正是此番宫廷审美风尚演进之历史见证！本品小巧别致，盈手可握，通体四面开光内绘四时景色，绘工精湛，刻画入微，构图虽小而气象万千，意境深远幽古，颇有水墨风骨，雅致清新。本品装饰风格上一去乾隆朝彩瓷纹饰极尽繁缛之能事，全部以墨彩开光内绘四时之景，开光之外，以四种书体题四时之诗句，不仅诗文与景色相映，更融诗书画印为一体，堪称无上妙品。
篆书题识：“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钤印“见天心”
真书题识：“玉峡何人擘，白龙长自飞。兴来青眼看，直欲洗尘衣”，钤印“体仁”、“万有同春”
草书题识：“为隔尘氛远，应怜曲径长。板桥流水外，别有读书堂”，钤印“研露”
隶书题识：“天末见扁舟，顷刻来前浦。塔院晚钟声，客船一夜雨。乾隆御制”，钤印“乾隆”
笔筒四面以篆隶真草四体书，书写诗文四首，四首皆出自《御制乐善堂全集》，即《水云榭》、《松涧流泉》、《小园闲咏》十五首之首“曲径通幽”以及《题唐岱画页》九首之六“远浦归航”。（图三、四）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与本品相类的墨彩一诗一画的八方笔筒两例（图五1），其一与本品尺寸、造型均相类，亦以四体书诗文，四首诗文均取自《题唐岱仿古十二帧》，著录于《御制乐善堂全集》卷二十八，与本品应为配对之作。其二尺寸略大于本品，且均以真书题写诗文，四首亦均著录于《御制乐善堂全集》，分别为《题穆僖画·丹台春晓》、《水中楼影》、《赋得秋水长天一色》以及《冬早闻雀声》。
此类乾隆墨彩御制诗文山水笔筒存世极罕，至目前，检阅中外公私典藏，仅知以上三例。此三者皆有细微的明显不同之处：足式不同，内壁是否施饰绿松石釉，每件用章的差异，但是三者绝对烧造于同一时期，这一点毋容置疑。（详见表一）
“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诗名《水云榭》）
“玉峡何人擘，白龙长自飞。兴来青眼看，直欲洗尘衣。”（诗名《松涧流泉》）
“为隔尘氛绕，应怜曲径长。板桥流水外，别有读书堂。”（诗名《小园闲咏·曲径通幽》）
“天末见扁舟，顷刻来前浦。塔院晚钟声，客船一夜雨。”（诗名《题唐岱画页·远浦归航》）
乾隆御窑装饰所使用高宗皇帝本人的诗文，既来自登基以后所写的御制诗，还包括身为皇子时期的作品，即是其诗作分别来源于《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和《御制乐善堂全集》。在唐英榷陶时期，御瓷所用诗文大多出自乾隆二年（1737年）刊本的《御制乐善堂全集》。“乐善堂”为弘历少年时在皇家林园桃花坞读书的书室堂名。《御制乐善堂全集》是弘历居藩期间诗文作品的结集，共四十卷，乾隆二年奉谕旨由武英殿雕梓发行的，它集中反映了涉世未深的年轻皇子弘历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以及闲适恬淡的心境，其中浸透着正统儒家的教条和理念。
根据乾隆朝内务府活计档记载，乾隆十七年（1752年）高宗皇帝曾对造办处下旨：“总管王常贵交御制诗四套。传旨：着赏唐英，嗣后烧造磁器，应用诗之处即用此诗捡选烧造，不必用《乐善堂》诗文。钦此。”由此可知，乾隆十七年以前御窑瓷器上的御制诗主要来源于乾隆二年本《御制乐善堂全集》，十七年之后则改为以高宗皇帝登基后所作的诗文为主。这前后的变化，在现存的御制诗文瓷器中皆得以印证。由此可鉴，本品所饰四首诗文皆出自《御制乐善堂全集》之中，确为弘历登基前所作，因此，可以推测本品应为乾隆十七年之前，由唐英亲自监督烧造进贡之作。
本品除了在诗文方面体现高宗皇帝的文人情怀之外，最主要的另一处则是选择与诗文匹配的各式印章，分别为“见天心”、 “体仁”、 “万有同春”、 “研露”。其印文内容皆有实物印章相对应（图六2），此处临摹书画钤印之效果，乃以矾红绘成。以上四方印章，印文内容分说如下：
一、“见天心”，寓意知道天道变数的本源。天心，即是道心，道是一切的源头、万物的生机、天地的法则。修道者终极之要求就是其心和天地万物相通，谓之见天心。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高宗皇帝在鉴赏清宫典藏米芾《蜀素帖》的时候，诗兴大发，于引首题诗赞咏，并使用椭圆形白文“见天心”章钤配，可见高宗皇帝对此章之钟情和重视。（图七）
二、“万有同春”，所指对春光无限的赞美和向往，同时也寓意着对国家昌盛、物产丰富和民众生活幸福的期盼，蕴含一代明君治国、安家、立命的鸿志。
三、“体仁”，释义为“躬行仁道”，即亲身实践仁爱的道德准则。源自《易经·乾卦》：“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孔颖达疏注解释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
四、“研露”，解释为潜心研究美好事物，身心受其熏陶感染，精神境界得以提升。
据《乾隆宝薮》所载和内府所存，高宗皇帝前后拥有的印章共有1700多方，为清帝之首，广泛钤印在内府典藏的古代绘画名品和善本典籍之上。从现存的印章实物看，乾隆朝印章不仅所占比重最大，而且种类繁多，如宝、玺及各种闲章等。印章内容亦非常广泛，从经世治国到个人性情嗜好无所不含，高宗皇帝对印章有其自己的看法，他曾明确表示:“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要求印章充分体现自己的性情和意志，要有感而发，有针对性地刻制。特别其中一些闲章，印文大都出自经史文字，或者源于高宗皇帝自己的得意诗句。内容涉及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表明高宗皇帝对艺术的理解、热爱和追求。因此，此类闲章是高宗皇帝的一种生活趣味以及艺术表达的方式，是研究乾隆朝文化生活及高宗皇帝本人思想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例如前述“万有同春”印章，查阅《石渠宝笈续编》，据不完全统计，此章较早钤盖于张宗苍乾隆壬申年（1752年）“春月”作《疏林云岫图卷》；乾隆十九年甲戌年（1755年）“元旦”御笔写经之《心经》三十九册；董邦达甲午年（1774年）“暮春”月作《摹古人物册》；弘历、贾全戊申年（1788年）“季春” 月之上瀚作《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高宗御笔癸丑（1793年）“仲春”月作《十全老人之宝说卷》；乾隆御笔乙卯（1795年）“闰春”《福康安奏报打剿逆攻解松桃》；乾隆御笔丁巳（1797年）“仲春” 作《入德胜门卷》等等。此章钤用时间上基本皆在春月，多与“与物皆春”、“笔花春雨”、“寓意于物”、“自疆不息”等印联用，高宗御笔《心经》在元旦节作，《入德胜门卷》于春祀还宫内作，《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与《福康安奏报打剿逆攻解松桃》为重大事件，足见此章的使用是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的，是以 “寓意于物” 也。这是一代明君治国、安家、立命的鸿志，也是对自己大清帝国万寿无疆、国泰民安的宏愿。
因此，本品钤饰的数方闲章，必定是高宗皇帝钦选的结果，以一物之微，亦可见天道与帝皇之心。其蕴涵的寓意，才是高宗皇帝寄情的灵魂所在。摶泥幻化，置于案头，借御窑巧匠之手，四时风景皆有之，更有诗文相唱和，细读诸处印章，又是处处自惕，时时鞭策，不忘督促自身继续完善和努力精进！
参阅：1.《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陶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211、215页、图版70、71；
2.《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35、37、47、82页；
3.《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摛藻堂影印本；
4.《御制乐善堂全集（初刻本）》，乾隆二年（1737年），武英殿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