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录号：
0825
拍品名称：
梁寒操 行书《国父颂》 立轴
尺 寸：
133.5×64cm
材 质：
水墨纸本
形 制：
立轴
题 识：
款 识：国父颂两首，梁寒操。
钤 印：寒操翰墨（白文）
出版著录：
待出版：《百年翰迹》第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拍品描述：
籍贯：广东高要
『释 文』
革命高扬进大同，力争天下必为公。躬行汤武心尧舜，卓绝中山一圣雄。人文散茁出良知，真善相融永不离，胜义三民成创获，千秋顶礼此宗师。
说 明：海外回流。
梁寒操，原名翰藻。广东高要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等职。1931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先后任立法委员兼立法院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抗战期间，曾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理论研究会主任委员。工诗文，善书法。
百年回眸—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 （1925-2025）
—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
2025年，孙中山逝世百年之际，回望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其思想与实践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轨迹，更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中刻下东方印记。作为辛亥革命的核心推动者，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将中国从封建帝制的泥淖拽入共和政体的轨道。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始于对西方民主的“礼赞”，终于对本土民主的“重构”。1878年至1897年，他通过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初步形成“民权主义”思想，主张“主权在民”以对抗君权神授。1897年后，其思想从理论转向实践：创建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十次起义，以“武装革命”突破维新派“保皇改良”的局限。至1919年，受俄国革命与五四运动启发，他批判西方代议制弊端，提出“五权宪法”，试图融合传统监察制与文官考试制，构建“中国式民主”。
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兼具激进与务实。他一方面以“驱除鞑虏”凝聚民族共识，另一方面以“平均地权”争取底层支持，将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纳入统一战线。这种“阶级联合”策略，为后续国共合作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的核心意义在于“破立并举”：既终结了秦制以降2132年的君主专制，又以《临时约法》确立“主权在民”原则。武昌首义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剪辫、废跪拜、禁缠足等法令，从生活方式上切割封建符号。***曾言：“研究中共党史，须从辛亥与五四溯源”，足见其制度奠基性。
辛亥革命不仅是政权更迭，更是思想领域的“去魅运动”。它颠覆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叙事，使“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社会共识。***、李大钊等新文化领袖，正是在辛亥打开的舆论空间中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铺路。
袁世凯窃国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脆弱性：未触动封建经济根基，未发动工农力量，导致“共和”沦为形式。孙中山晚年反思：“革命尚未成功”，实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历史镜鉴。中国共产党继承其反帝反封建目标，但以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深化革命内涵。
孙中山的民主观呈现出“中西糅合”的矛盾性。他既批判西方“自由过度导致散沙化”，又主张“国家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既引入“三权分立”，又增设考试、监察二权，以传统制度补西方民主之弊。这种“实用主义”取向，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却也成为东亚民主化的重要参照。
其“五族共和”理念更具前瞻性。1912年，孙中山宣布“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首次以法律形式定义“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思想雏形。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双重遗产，在于“破旧”的果敢与“立新”的未竟。他们撕碎了帝制外衣，却未能缝合现代国家的肌体；他们点燃了民主火种，却未能燎原于乡土中国。然而，正是这种“未完成性”，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站在巨人肩上，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历史接力。今日，“民族复兴”之梦，正是对“振兴中华”呼声的世纪回响。
『释 文』
革命高扬进大同，力争天下必为公。躬行汤武心尧舜，卓绝中山一圣雄。人文散茁出良知，真善相融永不离，胜义三民成创获，千秋顶礼此宗师。
说 明：海外回流。
梁寒操，原名翰藻。广东高要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等职。1931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先后任立法委员兼立法院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抗战期间，曾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理论研究会主任委员。工诗文，善书法。
百年回眸—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 （1925-2025）
—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
2025年，孙中山逝世百年之际，回望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其思想与实践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轨迹，更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中刻下东方印记。作为辛亥革命的核心推动者，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将中国从封建帝制的泥淖拽入共和政体的轨道。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始于对西方民主的“礼赞”，终于对本土民主的“重构”。1878年至1897年，他通过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初步形成“民权主义”思想，主张“主权在民”以对抗君权神授。1897年后，其思想从理论转向实践：创建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十次起义，以“武装革命”突破维新派“保皇改良”的局限。至1919年，受俄国革命与五四运动启发，他批判西方代议制弊端，提出“五权宪法”，试图融合传统监察制与文官考试制，构建“中国式民主”。
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兼具激进与务实。他一方面以“驱除鞑虏”凝聚民族共识，另一方面以“平均地权”争取底层支持，将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纳入统一战线。这种“阶级联合”策略，为后续国共合作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的核心意义在于“破立并举”：既终结了秦制以降2132年的君主专制，又以《临时约法》确立“主权在民”原则。武昌首义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剪辫、废跪拜、禁缠足等法令，从生活方式上切割封建符号。***曾言：“研究中共党史，须从辛亥与五四溯源”，足见其制度奠基性。
辛亥革命不仅是政权更迭，更是思想领域的“去魅运动”。它颠覆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叙事，使“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社会共识。***、李大钊等新文化领袖，正是在辛亥打开的舆论空间中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铺路。
袁世凯窃国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脆弱性：未触动封建经济根基，未发动工农力量，导致“共和”沦为形式。孙中山晚年反思：“革命尚未成功”，实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历史镜鉴。中国共产党继承其反帝反封建目标，但以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深化革命内涵。
孙中山的民主观呈现出“中西糅合”的矛盾性。他既批判西方“自由过度导致散沙化”，又主张“国家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既引入“三权分立”，又增设考试、监察二权，以传统制度补西方民主之弊。这种“实用主义”取向，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却也成为东亚民主化的重要参照。
其“五族共和”理念更具前瞻性。1912年，孙中山宣布“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首次以法律形式定义“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思想雏形。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双重遗产，在于“破旧”的果敢与“立新”的未竟。他们撕碎了帝制外衣，却未能缝合现代国家的肌体；他们点燃了民主火种，却未能燎原于乡土中国。然而，正是这种“未完成性”，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站在巨人肩上，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历史接力。今日，“民族复兴”之梦，正是对“振兴中华”呼声的世纪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