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录号：
1253
拍品名称：
田汉 信札
作 者：
田汉（1898～1968）
尺 寸：
29×17.5cm
拍品描述：
纸本 一函一通
释文：速送黄金大戲院，周信芳先生。田讬。
信芳兄：《丽人行》今夜末场，明日在大世界对面新三和楼举行庆功宴。恭请吾兄参加赐教。又九队同我们极欲观摩吾兄妙技，可否请兄招待（共45人）入座，曾讬答汉兄电。兄贺，已蒙久也。专候刻安。弟田汉匆讬。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霓虹闪烁，人声鼎沸。在这座远东第一都市的喧嚣中，两颗艺术灵魂的相遇，擦出了中国戏剧史上最耀眼的火花。周信芳，京剧麒派创始人，七岁登台便获“麒麟童”美誉；田汉，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被尊为“田老大”。这一对看似来自不同艺术世界的奇才，却在历史的风烟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书写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壮丽篇章，至今为人们所传颂。
1923年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气息。在某次文艺界的聚会上，周信芳与田汉初次相见。当时的周信芳已是京剧名角，而田汉则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怀揣着改革中国戏剧的梦想。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田汉后来回忆道：“信芳兄虽为旧剧名角，却思想开明，对新文化运动极表同情。”这种超越艺术门类的相互欣赏，成为他们友谊的基石。
在艺术理念上，周田二人达成了惊人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戏剧不应只是消遣娱乐，而应成为“高台教化”的工具，承载思想启蒙的重任。周信芳虽精于传统京剧，却不满于当时戏曲界的形式主义倾向；田汉虽倡导话剧新剧，却也不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戏曲。这种在艺术革新上的共鸣，使他们的友谊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交情，升华为一种共同的艺术追求。
1927年，田汉创办南国社，周信芳欣然加入，成为这一新文艺团体中少有的京剧演员。在南国社的活动中，周信芳虚心向田汉学习话剧的表演方法，田汉则从周信芳那里汲取传统戏曲的精髓。这种艺术上的相互滋养，使两人的创作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周信芳后来创立的麒派艺术，就融合了话剧的写实表演方法；而田汉的剧作也吸收了戏曲的写意美学。他们的友谊证明，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话剧和京剧也是眷属，是可以相互成就。
1930年田汉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后，两人的艺术交往更趋深入。在田汉影响下，周信芳开始系统接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而周信芳的戏曲程式美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田汉的话剧创作。这种双向滋养的关系，在田汉1935年改编的《阿Q正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将京剧的虚拟化表演融入话剧，创造出独特的"诗化现实主义"风格。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周田二人的友谊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升华。他们共同组织“文化界救亡协会”，周信芳排演了《明末遗恨》等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剧目，田汉则创作了大量抗战戏剧。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两位艺术家的友谊与爱国情怀融为一体。田汉曾为周信芳写下“肝胆照人”四字，这既是对友人品格的赞誉，也是对他们共同信念的写照。
1937年淞沪会战的炮火中，周信芳和田汉在法租界的一间地下室里相对而坐。田汉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下"歌八百壮士"，周信芳随即击节而歌：“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这首后来传唱全国的抗战歌曲，诞生于两位艺术家即兴的创作碰撞。在民族存亡之际，他们的友谊升华为文化抗战的共同使命。
“孤岛”时期，田汉冒险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藏在茶叶罐里带给周信芳。周信芳将其改编成京剧唱段，在《明末遗恨》演出结束后突然加唱，全场观众含泪起立合唱。这种危险的“艺术游击战”，在1941年田汉被迫离开上海后仍在继续——周信芳按照田汉留下的创作提纲，完成了《史可法》《文天祥》等系列历史剧。田汉在桂林得知演出盛况后，托人捎来诗句：“台上史公骂贼日，正是江南浴血时。”
1943年田汉母亲在湖南去世，困居上海的周信芳闻讯，冒险在《文天祥》剧中增加“祭母”段落。当念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时，他面朝西南方向深深三拜，台下知情者无不泪下。这种超越生死的情谊，在1944年达到顶峰——田汉化装成商人潜回上海，与周信芳在卡尔登戏院密室相见。据田汉日记记载，那夜周信芳为他连演《徐策跑城》《追韩信》《打严嵩》三出拿手戏，“演至东方既白，两人相拥而泣”。
1949年深秋，已成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的田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从上海赴京的周信芳。在长安大戏院的后台，田汉将新创作的《白蛇传》剧本交予老友：“梅先生演前半部，你演《断桥》以后的许仙，我们要让京戏老树发新芽。”这对老友在新中国戏曲改革中再度携手，共同推动《十五贯》《将相和》等新编历史剧的创作。
1956年昆剧《十五贯》进京演出期间，周信芳连续七晚坐在观众席记笔记，田汉则组织专家召开十次研讨会。他们提出的“去芜存菁改革方案，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在田汉支持下，周信芳打破门户之见，将川剧《秋江》、话剧《屈原》改编为京剧，践行其“拿来主义”的艺术主张。田汉曾笑言：“周院长偷戏的本事，比时迁偷鸡还高明三分！”
1961年，田汉为周信芳题诗：“六十年来磨一剑，精光真使金石开。”这不仅是对周信芳艺术成就的赞美，更是对他们近四十年友谊的深情回顾。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们的友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1963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田汉被点名批评后，周信芳仍坚持邀请他观看《海瑞上疏》排练。在空荡荡的剧场里，田汉悄悄对周信芳说：“你这海瑞骂皇帝，比我《谢瑶环》还大胆。”周信芳答道：“要骂就骂个痛快，横竖我们都是戏里的疯汉。”这段对话成为两人最后的艺术对话，次年田汉即被秘密关押。
1966年寒冬，周信芳被押解游街时，偶然在淮海路转角看见满头白髪的田汉正弯腰扫雪。据目击者回忆，周信芳突然挣脱押解人员，冲向田汉深深鞠了一躬，两人未交一言即被强行分开。这是他们人生最后的相见，田汉于1968年含冤去世时，周信芳正被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听闻噩耗后绝食三日。
1975年周信芳临终前，对守护在侧的儿子周少麟说：“记得我箱底那本《关汉卿》剧本吗？那是田先生亲笔修改的…将来…”话未说完便溘然长逝。十年后，两位大师的铜像并肩矗立在北京中国戏曲学院校园，他们共同凝视着远方，仿佛仍在讨论某个未完成的戏剧构思。
回望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其价值远超个人情谊范畴。在艺术层面，他们开创了中国戏剧的"剧曲融合"传统——田汉将戏曲的写意美学注入话剧，周信芳则把话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引入京剧。这种双向革新，直接催生了《曹操与杨修》《骆驼祥子》等当代戏剧经典。
在精神维度，他们共同构建了艺术家的道德标杆。无论是抗战时期的“文化坚守”，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改探索”，乃至特殊年代的“沉默抵抗”，他们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呐喊的“起来”，与周信芳在《海瑞上疏》中坚持的“直言”，实为同一精神硬币的两面。
今天，当我们在国家话剧院观看《关汉卿》，或在上海京剧院欣赏《徐策跑城》时，仍能感受到两位大师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他们的友谊证明：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孤独的创造，而是在对话中不断新生的精神之火。这种火种，既照亮了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转型之路，也将继续温暖后来者的探索征程。
数通信件时间大致跨越上世纪30-60年代，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情，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真正的友谊能够超越艺术形式的差异，在共同的文化理想中寻找共鸣。他们的故事启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互鉴，传统的延续需要创新，而创新又必须扎根传统。在当下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打破藩篱、相互尊重的精神，让不同艺术门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像周信芳和田汉那样，在交流中碰撞出创造的火花，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释文：速送黄金大戲院，周信芳先生。田讬。
信芳兄：《丽人行》今夜末场，明日在大世界对面新三和楼举行庆功宴。恭请吾兄参加赐教。又九队同我们极欲观摩吾兄妙技，可否请兄招待（共45人）入座，曾讬答汉兄电。兄贺，已蒙久也。专候刻安。弟田汉匆讬。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霓虹闪烁，人声鼎沸。在这座远东第一都市的喧嚣中，两颗艺术灵魂的相遇，擦出了中国戏剧史上最耀眼的火花。周信芳，京剧麒派创始人，七岁登台便获“麒麟童”美誉；田汉，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被尊为“田老大”。这一对看似来自不同艺术世界的奇才，却在历史的风烟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书写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壮丽篇章，至今为人们所传颂。
1923年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气息。在某次文艺界的聚会上，周信芳与田汉初次相见。当时的周信芳已是京剧名角，而田汉则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怀揣着改革中国戏剧的梦想。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田汉后来回忆道：“信芳兄虽为旧剧名角，却思想开明，对新文化运动极表同情。”这种超越艺术门类的相互欣赏，成为他们友谊的基石。
在艺术理念上，周田二人达成了惊人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戏剧不应只是消遣娱乐，而应成为“高台教化”的工具，承载思想启蒙的重任。周信芳虽精于传统京剧，却不满于当时戏曲界的形式主义倾向；田汉虽倡导话剧新剧，却也不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戏曲。这种在艺术革新上的共鸣，使他们的友谊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交情，升华为一种共同的艺术追求。
1927年，田汉创办南国社，周信芳欣然加入，成为这一新文艺团体中少有的京剧演员。在南国社的活动中，周信芳虚心向田汉学习话剧的表演方法，田汉则从周信芳那里汲取传统戏曲的精髓。这种艺术上的相互滋养，使两人的创作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周信芳后来创立的麒派艺术，就融合了话剧的写实表演方法；而田汉的剧作也吸收了戏曲的写意美学。他们的友谊证明，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话剧和京剧也是眷属，是可以相互成就。
1930年田汉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后，两人的艺术交往更趋深入。在田汉影响下，周信芳开始系统接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而周信芳的戏曲程式美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田汉的话剧创作。这种双向滋养的关系，在田汉1935年改编的《阿Q正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将京剧的虚拟化表演融入话剧，创造出独特的"诗化现实主义"风格。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周田二人的友谊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升华。他们共同组织“文化界救亡协会”，周信芳排演了《明末遗恨》等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剧目，田汉则创作了大量抗战戏剧。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两位艺术家的友谊与爱国情怀融为一体。田汉曾为周信芳写下“肝胆照人”四字，这既是对友人品格的赞誉，也是对他们共同信念的写照。
1937年淞沪会战的炮火中，周信芳和田汉在法租界的一间地下室里相对而坐。田汉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下"歌八百壮士"，周信芳随即击节而歌：“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这首后来传唱全国的抗战歌曲，诞生于两位艺术家即兴的创作碰撞。在民族存亡之际，他们的友谊升华为文化抗战的共同使命。
“孤岛”时期，田汉冒险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藏在茶叶罐里带给周信芳。周信芳将其改编成京剧唱段，在《明末遗恨》演出结束后突然加唱，全场观众含泪起立合唱。这种危险的“艺术游击战”，在1941年田汉被迫离开上海后仍在继续——周信芳按照田汉留下的创作提纲，完成了《史可法》《文天祥》等系列历史剧。田汉在桂林得知演出盛况后，托人捎来诗句：“台上史公骂贼日，正是江南浴血时。”
1943年田汉母亲在湖南去世，困居上海的周信芳闻讯，冒险在《文天祥》剧中增加“祭母”段落。当念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时，他面朝西南方向深深三拜，台下知情者无不泪下。这种超越生死的情谊，在1944年达到顶峰——田汉化装成商人潜回上海，与周信芳在卡尔登戏院密室相见。据田汉日记记载，那夜周信芳为他连演《徐策跑城》《追韩信》《打严嵩》三出拿手戏，“演至东方既白，两人相拥而泣”。
1949年深秋，已成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的田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从上海赴京的周信芳。在长安大戏院的后台，田汉将新创作的《白蛇传》剧本交予老友：“梅先生演前半部，你演《断桥》以后的许仙，我们要让京戏老树发新芽。”这对老友在新中国戏曲改革中再度携手，共同推动《十五贯》《将相和》等新编历史剧的创作。
1956年昆剧《十五贯》进京演出期间，周信芳连续七晚坐在观众席记笔记，田汉则组织专家召开十次研讨会。他们提出的“去芜存菁改革方案，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在田汉支持下，周信芳打破门户之见，将川剧《秋江》、话剧《屈原》改编为京剧，践行其“拿来主义”的艺术主张。田汉曾笑言：“周院长偷戏的本事，比时迁偷鸡还高明三分！”
1961年，田汉为周信芳题诗：“六十年来磨一剑，精光真使金石开。”这不仅是对周信芳艺术成就的赞美，更是对他们近四十年友谊的深情回顾。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们的友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1963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田汉被点名批评后，周信芳仍坚持邀请他观看《海瑞上疏》排练。在空荡荡的剧场里，田汉悄悄对周信芳说：“你这海瑞骂皇帝，比我《谢瑶环》还大胆。”周信芳答道：“要骂就骂个痛快，横竖我们都是戏里的疯汉。”这段对话成为两人最后的艺术对话，次年田汉即被秘密关押。
1966年寒冬，周信芳被押解游街时，偶然在淮海路转角看见满头白髪的田汉正弯腰扫雪。据目击者回忆，周信芳突然挣脱押解人员，冲向田汉深深鞠了一躬，两人未交一言即被强行分开。这是他们人生最后的相见，田汉于1968年含冤去世时，周信芳正被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听闻噩耗后绝食三日。
1975年周信芳临终前，对守护在侧的儿子周少麟说：“记得我箱底那本《关汉卿》剧本吗？那是田先生亲笔修改的…将来…”话未说完便溘然长逝。十年后，两位大师的铜像并肩矗立在北京中国戏曲学院校园，他们共同凝视着远方，仿佛仍在讨论某个未完成的戏剧构思。
回望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其价值远超个人情谊范畴。在艺术层面，他们开创了中国戏剧的"剧曲融合"传统——田汉将戏曲的写意美学注入话剧，周信芳则把话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引入京剧。这种双向革新，直接催生了《曹操与杨修》《骆驼祥子》等当代戏剧经典。
在精神维度，他们共同构建了艺术家的道德标杆。无论是抗战时期的“文化坚守”，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改探索”，乃至特殊年代的“沉默抵抗”，他们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呐喊的“起来”，与周信芳在《海瑞上疏》中坚持的“直言”，实为同一精神硬币的两面。
今天，当我们在国家话剧院观看《关汉卿》，或在上海京剧院欣赏《徐策跑城》时，仍能感受到两位大师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他们的友谊证明：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孤独的创造，而是在对话中不断新生的精神之火。这种火种，既照亮了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转型之路，也将继续温暖后来者的探索征程。
数通信件时间大致跨越上世纪30-60年代，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情，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真正的友谊能够超越艺术形式的差异，在共同的文化理想中寻找共鸣。他们的故事启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互鉴，传统的延续需要创新，而创新又必须扎根传统。在当下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打破藩篱、相互尊重的精神，让不同艺术门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像周信芳和田汉那样，在交流中碰撞出创造的火花，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