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三闲书店再版

精装1册

提要：《引玉集》是由鲁迅编选的一部版画集，收录59幅苏联版画作品，1934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采用玻璃板精印。这些版画作品主要是鲁迅通过曹靖华用中国传统宣纸交换所得，因此取“抛砖引玉”之意，题为《引玉集》。
卷首以陈节（瞿秋白）摘译的苏联楷戈达耶夫（A.DChegodaev）《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为代序，鲁迅作后记。鲁迅对瞿秋白的俄文水平和文艺鉴赏能力很看重，特意请他翻译了这篇介绍性的文字，并在后记中称赞这篇序文起到的重要作用。
鲁迅在后记中引用了曹靖华约请部分版画家所写的自传，还从《苏联小百科全书》中的相关词条补充了法复尔斯基的传略，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版画家的生平。
《引玉集》的后记写于1934年1月20日，最后一段显然具有针对性：
我对于木刻的绍介，先有梅斐尔德（Carl Meffert）的《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笺谱》；这是第三本，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戎戈珍藏的鲁迅签名本，名字就签在这段话和写作日期之下的空白处。鲁迅为这本书签名不会很多，精装的50本盖有“增本”之章，不必再签；而且后记之前，印有鲁迅之名，在结尾又签，似乎多余。再说，如果是签赠，也应该签在扉页。然而这个签名却是例外。不妨这样推测：鲁迅很看重后记的最后一段，在赠书给朋友的时候，郑重地在这一段话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犹言：“这话是我说的，我签名在这里！”
由于《引玉集》印数前后两版加起来只有500多部，如今存世应该不会太多，赠送本存世者更少。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鲁迅自藏本为赠送本，版权页钤有朱文“赠本”印章一枚。因此，这次从版画家戎戈珍藏中发现的签名本，弥足珍贵。
这话是我说的，我签名在这里！—戎戈藏鲁迅签名本《引玉集》
黄乔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最近，泰和嘉成拍卖行征集到一批上海版画家戎戈（1923-2015）的家藏，其中有一部鲁迅签名的《引玉集》，但并未明确签赠给某人，而是在后记文末孤零零地书写了“鲁迅”两个字。
一
《引玉集》是由鲁迅编选的一部版画集，收录59幅苏联版画作品，1934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采用玻璃板精印。这些版画作品主要是鲁迅通过曹靖华用中国传统宣纸交换所得，因此取“抛砖引玉”之意，题为《引玉集》。
卷首以陈节(瞿秋白)摘译的苏联楷戈达耶夫(A.DChegodaev)《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为代序，鲁迅作后记。鲁迅对瞿秋白的俄文水平和文艺鉴赏能力很看重，特意请他翻译了这篇介绍性的文字，并在后记中称赞这篇序文起到的重要作用：“我毫不知道俄国版画的历史；幸而得到陈节先生摘译的文章，这才明白一点十五年来的梗概，现在就印在卷首，算作序言；并且作者的次序，也照序中的叙述来排列的。”
鲁迅在后记中引用了曹靖华约请部分版画家所写的自传，还从《苏联小百科全书》中的相关词条补充了法复尔斯基的传略，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版画家的生平。
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兴起大大得力于鲁迅的倡导。1931年，鲁迅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班”被视为中国现代版画的开端，鲁迅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版画之父”。他生前自费编印木刻画册十余种，如《近代木刻选集》《新俄画选》《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等，目的很明确，是“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
鲁迅1928年在编辑《奔流》杂志为文学作品搜集插图时，就注意到俄国版画的历史和苏联木刻作品。1931年，他在《版画》杂志上看到了苏联木刻家毕斯凯莱夫为《铁流》所作的插图，十分喜欢，写信委托在苏联任教的曹靖华搜寻原作。曹靖华费了许多周折，才见到毕斯凯莱夫，并把寻到的木刻寄给鲁迅。因恐途中失落，还分寄了同样的两份。曹靖华为了节省费用，与版画家商量了一个办法，就是以物易物，因为“苏联的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苏联版画家们当时用的是一种上海称为“抄更纸”的再生纸，系日常账簿和开具发票、出具账单用品，价格低廉。而拓印版画，最好用宣纸。中国不缺宣纸，价格也便宜。于是，鲁迅购买中国的各种宣纸及日本的“西之内”和“鸟之子”等纸品，寄给曹靖华。曹靖华以物易物，陆续寄回不少苏联版画佳作。
鲁迅在《引玉集》后记中道出编印此书的缘由和目的：“这一种原版的木刻画，至有一百余幅之多，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了，而但秘之箧中，岂不辜负了作者的好意？况且一部分已经散亡，一部分几遭兵火，而现在的人生，又无定到不及薤上露，万一相偕湮灭，在我，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流光真快，徘徊间已过新年，我便决计选出六十幅来，复制成书，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
《引玉集》有两次印刷。第一次印刷有豪华精装和精装两种版本，豪华精装纪念本只印50本，麻面皮脊包角，书名烫金，此为非卖品；精装本，浅黄色硬纸封面和封底，书脊为黑色，印250本。封面由鲁迅设计，上方以红色方城块为底，左侧竖印书名“引玉集”，右侧是苏联版画的英文姓名，分为八行横排，置于中式版刻风格的“乌丝栏”中，最后是“木刻60幅”字样（实为59幅）。中外文均由鲁迅手书，构图别致，对比强烈。当时有幸得到此书的人，都惊异于设计之新颖，珍爱有加。如梅志在回忆录中叙述胡风获赠此书时的情形道：“打开那包扎得有棱有角的牛皮纸”，“那黑白分明线条细腻的版画，装帧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样地精美，简直使我不敢轻易翻阅它。我们俩头并头，由胡风轻轻地翻着，一幅一幅地欣赏着。”
《引玉集》初版由内山完造委托东京洪洋社印制。据鲁迅日记载，1934年3月月1日，“午后编《引玉集》毕，付印；1934年5月23日，“上午洪洋社寄来《引玉集》三百本，共工料运送泉三百四十元。”
为了扩大影响，促进销售，鲁迅自拟广告一则，发表在《文学》月刊：“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
到1934年底，除鲁迅赠人约30册外，初版售完。1935年6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再版《引玉集》印成寄至，计发卖本二百，纪念本十五，共日金二百七十元。”再版仍由东京洪洋社印刷，保持第一次印刷样貌。版权页上写的再版信息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再版二百五十部，内十五部仍为赠送本，不发卖；二百部为流通本，每部实价一元五角。上海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代售。”
由于《引玉集》印数前后两版加起来只有500多部，如今存世应该不会太多，赠送本存世者更少。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鲁迅自藏本为赠送本，版权页钤有朱文“赠本”印章一枚。因此，这次从版画家戎戈珍藏中发现了签名本，弥足珍贵。
鲁迅也编过传统的笺谱，如与《引玉集》同期出版了《北平笺谱》。上海文坛有人对鲁迅与郑振铎联合编印《北平笺谱》提出批评意见，认为鲁迅作为左翼文坛领导人，却编印旧时代色彩很浓的笺谱，是迷恋旧物，更是“小资产阶级”趣味，而且笺谱售价高昂，普通读者只能望洋兴叹，与鲁迅的文艺主张是相悖的，因此指责鲁迅言行不一。这类言论让鲁迅反感和气愤。1934年1月11日，他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上海的邵洵美之徒，在发议论骂我们之印《笺谱》，这些东西，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的——最末，是‘大出丧’而已。”
《引玉集》的后记写于1934年1月20日，最后一段显然具有针对性：
我对于木刻的绍介，先有梅斐尔德（Carl Meffert）的《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笺谱》；这是第三本，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戎戈珍藏的鲁迅签名本，名字就签在这段话和写作日期之下的空白处。鲁迅为这本书签名不会很多，精装的50本盖有“增本”之章，不必再签；而且后记之前，印有鲁迅之名，在结尾又签，似乎多余。再说，如果是签赠，也应该签在扉页。然而这个签名却是例外。不妨这样推测：鲁迅很看重后记的最后一段，在赠书给朋友的时候，郑重地在这一段话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犹言：“这话是我说的，我签名在这里！”
二
戎戈原名戎维域，字容官，浙江鄞县人，1923年生，14岁到上海五洲药房天后宫桥支店当学徒，晚上就读于职业补习学校，爱好诗歌和美术，后入苏州美专沪校学习肄业。
戎戈1941年开始木刻创作，曾为上海《时代》杂志作封面木刻，期间发表高尔基木刻像，为《苏联文艺》作装饰插图。1944年4月主持出版《期待》手拓木刻集。1946年参与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主办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筹备工作，与陈烟桥、阿杨、沙兵等一起担任宣传组成员。抗战八年木刻展于1946年9月18日至10月3日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大获成功。1947年，上海重建普希金铜像《时代日报》举办“普希金画像奖”，戎戈所作的木刻像获奖编入《普希金文集》（1947年初版)，原作后送入苏联普希金纪念馆陈列。同年，戎戈当选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候补监事。
新中国成立后，戎戈在上海五洲药厂任职，坚持业余时间创作版画，参加各种展览会，参加上海美术家协会，并任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执行委员。1950年后加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1959年7月调文汇报编辑部工作。1991年获“鲁迅版画奖”。1991年荣获中国美协、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新兴版画六十周年纪念奖”。戎戈的部分作品为国内外美术馆收藏。1991年获“鲁迅版画奖”。代表作有《饥民》《老人》《炉火熊熊》《我以我血存轩辕》《浦江两岸展新貌》等。
戎戈受鲁迅精神感召，终生热爱木刻艺术，如饥似渴地跑遍旧书铺搜集鲁迅编选的各种美术画册，反复鉴赏与临摹。他早期的木刻作品，既有鲁迅、高尔基、托尔斯泰、瞿秋白、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殷夫的头像，也有《街头》《孤儿》《海燕》《幽径》《晚归》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
戎戈是鲁迅艺术理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版画艺术家，是新兴木刻发展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虽然因为年龄小，他没有亲受鲁迅教，但在鲁迅去世后爆发的全面抗战中，他秉承鲁迅的艺术理念，创作了大量作品。他在《戎戈版画选集》中自述创作宗旨道：“忠实感受，抒发真诚，愿将自己的生命融化在艺术创作中，以自己所感、所受、所想、所识，来刻画人世间的生活风情。”
戎戈的收藏是他版画生涯的最好见证。藏品中有鲁迅编辑的版画集如《木刻纪程》，纯手工刻印装订；有他与陈烟桥合作的《军民一家》，不但保存了所发表的杂志和报刊，还保存着创作稿；有大量“抗战八年木刻展”相关资料，其中多幅木刻家们到鲁迅墓前祭扫的照片，弥足珍贵。
因为报纸编辑的身份，戎戈配合栏目，刻画知名人物和历史事件。《文汇报》“笔会”栏目上的版画，不但有剪报，而且有墨稿，样稿。从他保存的墨稿中可以看到他创作过程中的修改痕迹，如《鲁迅与茅盾》画面上，两人站着谈话，案头放着的左联杂志，两幅墨稿一幅用《北斗》，一幅用《萌芽》，记录了修改过程。
戎戈的版画作品中，关于鲁迅的题材非常丰富。刻画鲁迅形象是他的强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鲁迅诗意版画”：《我以我血荐轩辕》《只研朱墨作春山》等。因为最近我正在撰写《鲁迅诗传》，希望能图文并茂，但插图却只能东拼西凑，或用手迹，或用报刊杂志，没有使用艺术作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系统刻画鲁迅诗意的作品。如果戎戈的“鲁迅诗意版画”足够多，配在书中，那是再好不过了。
了解了戎戈的经历，就明白为什么他会有一本鲁迅签名的《引玉集》了。他广泛搜集现代版画资料，有关鲁迅提倡版画运动的文献自当竭力罗致。得到鲁迅签名本《引玉集》，与其说是戎戈的幸运，毋宁说是对他长期在版画领域耕耘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