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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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古塔所出南朝人写《大品经》卷第卅
26*330cm
作品估价：RMB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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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状态：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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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15
拍品名称：
襄阳古塔所出南朝人写《大品经》卷第卅
尺 寸：
26*330cm
材 质：
麻纸
拍品描述：
题跋：1.右唐经生《大品经》卷第三十，计一百八十一行，行十七/字，内四缩行，绌三十四字，共七接，凡为字三千四十一字。/平生所见唐写经，未有若是之伙也。是卷晏年二十/时得见于吾湖郡城，张嵞山翁言尊人太守柯坪名/金管官襄阳，一窣堵坡圮入江，兹品在大趾上，一时群/取，各得所欲。忽忽已四十三年，不知何时转入嘉禾，为/容斋表弟所得，遂为周氏珍矣。同时嵞山偕一北/宋锦帘额出视，系宫阃所悬，精美倍常，厚一钱/许，不知落何所矣。翁祖允和举人，官酉阳知州，乡/先辈称东源先生。签题鹄峙山房者，以酉阳君葺/屋，理芜地，得一立石，乃沈隐侯故物，上镌鹄峙二字，/遂以名其宇也。翁子文裳，名进士，今克世其家。
容斋以晏知其巅末，乞为疏之，柔兆敦牂（丙午，1846），病月（五月），吴兴姚晏记。
2.道光廿六年南海罗景福借观旬日奇缘也。十二月廿三日。
古写本
1卷
说明：南朝（420～589年）上承东晋下启隋朝，包括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由汉族建立的四个正统王朝的统称，它与北方胡人建立的五个政权对峙，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发展和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梁武帝的倡导下，南朝书坛流行的是以钟繇、二王为代表书风，并涌现出一批名耀古今的书法大家。可惜的是东晋、南朝墨迹至唐已称麟凤，故“万岁通天帖”以钩摹存王氏一门书翰，北宋以《淳化阁帖》存江左钟、卫之真。敦煌遗书三万余件，其中有明确年款或涉及人物生平可考的南朝写经仅13件，较之北朝经卷不足十一，现列表于下（见下页）：
其中确为在南朝地界抄写的有3卷：S.81南梁天监五年（506)《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抄写于湖北荆州竹林寺；P.2196梁天监十八年（519)《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一》，抄写于南京瓦官寺；P.2965陈太建八年（576）《佛说生经卷一》抄写于南京白马禅寺。
其中梁天监十八年（519)抄写于瓦官寺的《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一》与本标的《大品经卷第卅》风格特类，如出一手。《续高僧传》卷六载梁武帝（464-549年）曾于天监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受菩萨戒，饶宗颐认为《出家人受菩萨戒法》“时间正是武帝受戒后十余日，应当是奉武帝敕命所写。”日本学者伊藤伸《从中国书法史看敦煌汉文文书》（赵生良译，《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P.136）认为，“卷首部分在横转折部分全部可以看出明确的三节构造的写法，到了卷末笔致显得疏放，精神气质颇似智永《真草千字文》，跋文中署名书写者情况是极少的，虽然这件书法远不及智永的熟练程度，但应为当时的名手所写。”可见此《大品经》亦为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官写本。
查《襄阳府志》（清陈锷纂修，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四十卷；清恩联修，王万芳纂，清光绪十一年刊本，二十六卷），襄阳有梁武帝敕建之明教寺和建于梁武帝年间的涌台寺，此经极有可能出自明教寺。
此经用笔多翻挑，字势横斜，起笔飞迅而收笔藏锋，“字画细短”，上承钟繇、王廙，直追二王，更极似南朝鉴定大家徐僧权书法，可想见此书手如写行书即成王珣《伯远帖》风范。
是卷存7纸，每纸29行，行17字，起“有来有去亦如是”，第6纸中有品题“摩诃般若波罗蜜品第九十，嘱累品”，尾题“大品经卷第卅”，存燕尾。经卷书于黄麻纸上，墨如点漆，字体娟秀，锋芒内敛，体态稳健。清代装潢，缂丝包首，卷末有清代状元之子、文人姚晏题跋，详述此经来历、递藏故事。
据卷尾题跋可知，此经和大名鼎鼎的雷峰塔经命运一样，于清乾隆年间发现于湖北襄阳一倒塌的古塔之中。自现世以来，从襄阳辗转至浙江湖州、嘉兴，屡经宿儒、名臣之手，如有神护。
容斋以晏知其巅末，乞为疏之，柔兆敦牂（丙午，1846），病月（五月），吴兴姚晏记。
2.道光廿六年南海罗景福借观旬日奇缘也。十二月廿三日。
古写本
1卷
说明：南朝（420～589年）上承东晋下启隋朝，包括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由汉族建立的四个正统王朝的统称，它与北方胡人建立的五个政权对峙，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发展和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梁武帝的倡导下，南朝书坛流行的是以钟繇、二王为代表书风，并涌现出一批名耀古今的书法大家。可惜的是东晋、南朝墨迹至唐已称麟凤，故“万岁通天帖”以钩摹存王氏一门书翰，北宋以《淳化阁帖》存江左钟、卫之真。敦煌遗书三万余件，其中有明确年款或涉及人物生平可考的南朝写经仅13件，较之北朝经卷不足十一，现列表于下（见下页）：
其中确为在南朝地界抄写的有3卷：S.81南梁天监五年（506)《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抄写于湖北荆州竹林寺；P.2196梁天监十八年（519)《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一》，抄写于南京瓦官寺；P.2965陈太建八年（576）《佛说生经卷一》抄写于南京白马禅寺。
其中梁天监十八年（519)抄写于瓦官寺的《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一》与本标的《大品经卷第卅》风格特类，如出一手。《续高僧传》卷六载梁武帝（464-549年）曾于天监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受菩萨戒，饶宗颐认为《出家人受菩萨戒法》“时间正是武帝受戒后十余日，应当是奉武帝敕命所写。”日本学者伊藤伸《从中国书法史看敦煌汉文文书》（赵生良译，《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P.136）认为，“卷首部分在横转折部分全部可以看出明确的三节构造的写法，到了卷末笔致显得疏放，精神气质颇似智永《真草千字文》，跋文中署名书写者情况是极少的，虽然这件书法远不及智永的熟练程度，但应为当时的名手所写。”可见此《大品经》亦为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官写本。
查《襄阳府志》（清陈锷纂修，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四十卷；清恩联修，王万芳纂，清光绪十一年刊本，二十六卷），襄阳有梁武帝敕建之明教寺和建于梁武帝年间的涌台寺，此经极有可能出自明教寺。
此经用笔多翻挑，字势横斜，起笔飞迅而收笔藏锋，“字画细短”，上承钟繇、王廙，直追二王，更极似南朝鉴定大家徐僧权书法，可想见此书手如写行书即成王珣《伯远帖》风范。
是卷存7纸，每纸29行，行17字，起“有来有去亦如是”，第6纸中有品题“摩诃般若波罗蜜品第九十，嘱累品”，尾题“大品经卷第卅”，存燕尾。经卷书于黄麻纸上，墨如点漆，字体娟秀，锋芒内敛，体态稳健。清代装潢，缂丝包首，卷末有清代状元之子、文人姚晏题跋，详述此经来历、递藏故事。
据卷尾题跋可知，此经和大名鼎鼎的雷峰塔经命运一样，于清乾隆年间发现于湖北襄阳一倒塌的古塔之中。自现世以来，从襄阳辗转至浙江湖州、嘉兴，屡经宿儒、名臣之手，如有神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