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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黄地洋彩夔凤穿花纹吉庆升平耳瓶
高37.8cm；高43cm（含座）
作品估价：RMB 3,500,000-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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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1021
拍品名称：
清乾隆 御制黄地洋彩夔凤穿花纹吉庆升平耳瓶
年 代：
清乾隆
尺 寸：
高37.8cm；高43cm（含座）
题 识：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拍品描述：
来源
D. A. Bailey 夫人旧藏，墨尔本
纪录
伦敦苏富比，2005年7月13日，编号268
乾隆一朝继往开来，在各个领域，均为取各代所长的集大成时期，清代御窑生产在此时亦达到巅峰，景德镇御窑厂承前代已有之器，并开一代未有之新奇，制瓷工艺和创新能力均已臻极致，后世难以企及，本品即为乾隆御窑最具时代特征的代表作之一。
本品盘口，长束颈，两侧各饰金彩戟耳，富丽堂皇，上添绶带及宝磬装饰，寓意「吉庆升平」，体现清代「饰必有意，意必吉祥」之装饰特征。颈下溜肩，圆鼓腹及底渐收，下承圈足，足墙微外撇。瓶底及内壁施松石绿釉，釉面湛碧如翠，迎光侧视有细小波纹，如湖面涟漪，为典型乾隆御窑松石绿釉特征。瓶外壁通体以黄地洋彩装饰，瓶口沿描金，下饰一周如意云头纹，颈及腹部精绘穿花夔凤纹，颈部一俯身翱翔夔凤，呈向下俯冲姿态，此种形象的夔凤颇为独特。腹部正中饰双凤拥花，昂首对立，周身花团锦簇，花瓣、枝叶采用西洋绘画技巧，明暗变化，层次凸显。胫部以洋彩仰莲纹为饰，观之宛若承于端庄莲座，颇具巧思，胫部与圈足连接处亦以金彩填绘，足墙则饰一周规整蓝彩回纹。纵观整器所绘纹样，勾描细腻，设色丰富，施彩精准而富有层次，布局井然有序，纹饰繁而不乱，可谓极尽御窑瓷绘之能事。外底心松石绿留白处以矾红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乾隆皇帝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四位皇帝，经康、雍二帝的政治、经济积累和沉淀，乾隆接手政权后，其治下正值清代经济、政治及文化的鼎盛时期，延续着「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乾隆皇帝对艺术有极高的追求，政务闲暇之余，热衷于发展文化大业。自幼接受满、汉、蒙、藏等文化熏陶的乾隆皇帝，还对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等西方艺术表现形式抱有浓厚的兴趣，其中西合璧式的个人美学品位主导了这一时期宫廷艺术的奢华幻境，除平面和建筑艺术之外，便是御窑瓷器装饰艺术最能集中展现乾隆皇帝中西融合的美学品味。怀着对盛大新奇的追求和对西洋技艺、美术的狂热，在御瓷烧制领域，服务于两朝君主的督陶官唐英，承命竭力创制，在任期间「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的努力来精进技艺，在乾隆皇帝的督促下多次按「洋彩之花样，吉言新式」的设计要求，进呈御览。
「洋彩」一词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陶成纪事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一般认为，洋彩是继承珐琅彩彩料和技法发展而成的，其花卉多摹仿西洋光影绘法，花叶翻卷，富于明暗变化，借以烘托立体之层次。乾隆御窑继承雍正洋彩烧制技术，并使之更加多样化和精细化，乾隆瓷胎洋彩器同珐琅彩瓷器一样，都是清宫最为珍贵，也是最受皇帝重视的品种，在当时由于釉料、技术、成本等原因，烧造量非常有限，除皇帝御用圆器数量略多之外，瓶、尊等琢器多仅一对，极少数对烧制，而且此类洋彩作品绝大部分珍藏于清宫或圆明园中，与一般官窑瓷器不同，也不作为赏赐之用，尤其是黄地洋彩瓷器更为皇家所专属。
其他绘有类似穿花夔凤纹样瓷器亦于乾隆一朝多见，台北故宫及沈阳故宫各存如意耳悬磬瓶，腹部以夔凤穿花为饰，例见《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上）》，页179，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馆藏编号故瓷：011732；该馆同藏金地洋彩戟耳瓶，器型及装饰风格亦与本品相近，出版于《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内馆藏编号：故瓷016917；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存Henry C. Schwab捐赠一对夔凤穿花例，见馆藏编号1941.637.1。
乾隆一朝，御窑烧制陈设瓷器无数，创新品种层出不穷，除皇帝下旨传办用瓷，督陶官进贡瓷器亦颇为丰富。如本品之器型纹样，清宫档案未见与本品完全一致者，但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贡档进单》载「（奴才）福英跪进……交宁寿宫，黄地洋彩夔凤观音瓶成对……」本品或为贡单中此类进贡宁寿宫之「黄地洋彩夔凤观音瓶成对」之一。
此类贡瓷大多为督陶官为博龙颜大悦，耗尽心力精进呈览之烧造品。与传统大运瓷器或传办瓷器需循规蹈矩，恭造内廷样式不得随意改动不同。其器物造型、装饰釉彩、纹样描绘留给御窑厂工匠的发挥空间更为自由，而且制作工本大多出自督陶官本人或养廉银及平余银，充裕的资金使得唯有贡瓷，真正成为乾隆一朝不计工本代价，精美绝伦的皇家御瓷。可以说凡是新、奇、特、难的器物多为贡瓷，其烧造水准代表了乾隆一朝最高的制瓷成就，冠绝一世。
D. A. Bailey 夫人旧藏，墨尔本
纪录
伦敦苏富比，2005年7月13日，编号268
乾隆一朝继往开来，在各个领域，均为取各代所长的集大成时期，清代御窑生产在此时亦达到巅峰，景德镇御窑厂承前代已有之器，并开一代未有之新奇，制瓷工艺和创新能力均已臻极致，后世难以企及，本品即为乾隆御窑最具时代特征的代表作之一。
本品盘口，长束颈，两侧各饰金彩戟耳，富丽堂皇，上添绶带及宝磬装饰，寓意「吉庆升平」，体现清代「饰必有意，意必吉祥」之装饰特征。颈下溜肩，圆鼓腹及底渐收，下承圈足，足墙微外撇。瓶底及内壁施松石绿釉，釉面湛碧如翠，迎光侧视有细小波纹，如湖面涟漪，为典型乾隆御窑松石绿釉特征。瓶外壁通体以黄地洋彩装饰，瓶口沿描金，下饰一周如意云头纹，颈及腹部精绘穿花夔凤纹，颈部一俯身翱翔夔凤，呈向下俯冲姿态，此种形象的夔凤颇为独特。腹部正中饰双凤拥花，昂首对立，周身花团锦簇，花瓣、枝叶采用西洋绘画技巧，明暗变化，层次凸显。胫部以洋彩仰莲纹为饰，观之宛若承于端庄莲座，颇具巧思，胫部与圈足连接处亦以金彩填绘，足墙则饰一周规整蓝彩回纹。纵观整器所绘纹样，勾描细腻，设色丰富，施彩精准而富有层次，布局井然有序，纹饰繁而不乱，可谓极尽御窑瓷绘之能事。外底心松石绿留白处以矾红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乾隆皇帝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四位皇帝，经康、雍二帝的政治、经济积累和沉淀，乾隆接手政权后，其治下正值清代经济、政治及文化的鼎盛时期，延续着「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乾隆皇帝对艺术有极高的追求，政务闲暇之余，热衷于发展文化大业。自幼接受满、汉、蒙、藏等文化熏陶的乾隆皇帝，还对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等西方艺术表现形式抱有浓厚的兴趣，其中西合璧式的个人美学品位主导了这一时期宫廷艺术的奢华幻境，除平面和建筑艺术之外，便是御窑瓷器装饰艺术最能集中展现乾隆皇帝中西融合的美学品味。怀着对盛大新奇的追求和对西洋技艺、美术的狂热，在御瓷烧制领域，服务于两朝君主的督陶官唐英，承命竭力创制，在任期间「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的努力来精进技艺，在乾隆皇帝的督促下多次按「洋彩之花样，吉言新式」的设计要求，进呈御览。
「洋彩」一词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陶成纪事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一般认为，洋彩是继承珐琅彩彩料和技法发展而成的，其花卉多摹仿西洋光影绘法，花叶翻卷，富于明暗变化，借以烘托立体之层次。乾隆御窑继承雍正洋彩烧制技术，并使之更加多样化和精细化，乾隆瓷胎洋彩器同珐琅彩瓷器一样，都是清宫最为珍贵，也是最受皇帝重视的品种，在当时由于釉料、技术、成本等原因，烧造量非常有限，除皇帝御用圆器数量略多之外，瓶、尊等琢器多仅一对，极少数对烧制，而且此类洋彩作品绝大部分珍藏于清宫或圆明园中，与一般官窑瓷器不同，也不作为赏赐之用，尤其是黄地洋彩瓷器更为皇家所专属。
其他绘有类似穿花夔凤纹样瓷器亦于乾隆一朝多见，台北故宫及沈阳故宫各存如意耳悬磬瓶，腹部以夔凤穿花为饰，例见《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上）》，页179，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馆藏编号故瓷：011732；该馆同藏金地洋彩戟耳瓶，器型及装饰风格亦与本品相近，出版于《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内馆藏编号：故瓷016917；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存Henry C. Schwab捐赠一对夔凤穿花例，见馆藏编号1941.637.1。
乾隆一朝，御窑烧制陈设瓷器无数，创新品种层出不穷，除皇帝下旨传办用瓷，督陶官进贡瓷器亦颇为丰富。如本品之器型纹样，清宫档案未见与本品完全一致者，但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贡档进单》载「（奴才）福英跪进……交宁寿宫，黄地洋彩夔凤观音瓶成对……」本品或为贡单中此类进贡宁寿宫之「黄地洋彩夔凤观音瓶成对」之一。
此类贡瓷大多为督陶官为博龙颜大悦，耗尽心力精进呈览之烧造品。与传统大运瓷器或传办瓷器需循规蹈矩，恭造内廷样式不得随意改动不同。其器物造型、装饰釉彩、纹样描绘留给御窑厂工匠的发挥空间更为自由，而且制作工本大多出自督陶官本人或养廉银及平余银，充裕的资金使得唯有贡瓷，真正成为乾隆一朝不计工本代价，精美绝伦的皇家御瓷。可以说凡是新、奇、特、难的器物多为贡瓷，其烧造水准代表了乾隆一朝最高的制瓷成就，冠绝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