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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梨灵芝纹玫瑰椅四具一堂
57.5×45.3×84 cm.×4 (22 5/8×17 7/8×33 1/8 in.)×4
作品估价：RMB 16,000,000-2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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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1838
拍品名称：
黄花梨灵芝纹玫瑰椅四具一堂
年 代：
清早期
尺 寸：
57.5×45.3×84 cm.×4 (22 5/8×17 7/8×33 1/8 in.)×4
拍品描述：
出版：邓雪松著《贞穆堂：明清家具撷珍》，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0-25页。
此椅造型罕见，兼有玫瑰椅与南官帽椅之特征，当属变体之作，因其座面稍高，后背略低，故暂归类于玫瑰椅之列。通体以罗锅枨做横材，呈一波三折之妙，长短相形，曲直呼应。搭脑两头略垂，中段后仰，挖烟袋锅榫接后腿上端，并以铜饰件加固，以防折损。此椅不设靠背板，风物清朗，倍感通灵，唯后侧立柱间装有两横枨。两枨之间透锼灵芝卡子花为饰，灵芝姿态鲜活，枝叶饱满，刀法灵动，尽得植物自然生发之美。扶手下置联帮棍，似初荷秀挺，鹅脖略曲，别开新形。座面攒边打槽装板，为席质硬屉，下接罗锅枨。上立双矮老，腿间置步步高赶枨，唯正面近足端之处复施罗锅枨，设双矮老，并于踏脚枨之上再铺木片，缀以铜钉，以耐磨损。
玫瑰椅为江南文士所独钟，故又称“文椅”，高不过窗户，常靠窗而设。此椅型制新颖别致，端庄雅静，清秀动人，极具文气，可谓天才妙手，匠心独运。斗转星移，千秋易逝，历经百世，仍能存留四椅，共聚一堂，更显弥足珍贵。
——《贞穆堂：明清家具撷珍》
此堂玫瑰椅全部为原装，历经百世，仍能共聚一堂，弥足珍贵。其多个构件做出弧度，通体以罗锅枨做横材，呈一波三折之妙，长短相形，曲直呼应。这既是大材料的允许，又展现了工匠的高超水准，具备难以复刻的属性。
在造型上，其兼有玫瑰椅与南官帽椅的特征，当属变体之作，因其座面稍高，后背略低，故暂归类于玫瑰椅之列。搭脑与腿足相交处以铜饰件加固，防止折损。踏脚枨上也铺木片，缀以铜钉，以耐磨损。这些铜件、木片均为原装，十分难得。
灵芝纹圆雕卡子花，是这堂玫瑰椅的另一新颖别致之处，令人想及生长于大自然之中的草木，枝叶饱满，鲜活生发，灵动的刀法赋予器物勃勃生机。
玫瑰椅再议
—兼记贞穆堂藏黄花梨灵芝纹玫瑰椅
文/谭向东
朱家溍先生1959年6月，在《文物》杂志刊登《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一文，首次提出玫瑰椅的概念，但当时似乎并未引起注意，直到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将玫瑰椅列为椅类的一种，才广为人知。业界普遍认为，玫瑰椅源自晚唐李匡乂提到的“折背样”椅，也许出于老一辈学者的严谨之风，陈增弼教授在《唐、宋“折背样”椅》中，并未涉及玫瑰椅。
中国家具研究史上，玫瑰椅名称的由来以及造型特征，一直众说纷纭，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尝试展开讨论，谈一些体会。
一、关于玫瑰椅名称
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长期以来“鬼子椅说”和“美玉说”，虽然存在明显缺陷，但仍被反复提及。2021年底，张志辉先生《玫瑰椅小议——兼谈陈继儒与眉公样》一文，明晰两种说法的悖谬之处，有理有据，此处不再赘述。难得的是，文中经过详实考辨，继而提出玫瑰椅是“眉公椅”讹传的观点，并得到广泛的，尤其是江南地区对本地方言熟知的业界人士的高度认同。
对此，我亦深以为然。志辉专业素养深厚，治学态度严谨，勤于探索研究。文章考证缜密，论据夯实，逻辑清晰，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该论断是最能服众的观点。相关课题，我也曾有所研究，在此提出一些补充意见。
（一）万历野获篇未出现“眉公椅”的原因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物带人号”载：“近日友人陈眉公作花布、花缬、绫被及饼饵、胡床、溲器等物，亦以其字冠之，盖亦时尚使然。”沈德符是否陈儒继好友暂且不论，沈氏考证韩熙载作轻纱帽、罗隐减样方平帽、苏轼东坡椅东坡巾、秦会（桧）太师椅太师槅，皆有所依凭，独陈眉公所冠之物，未见详述。家具类只提到胡床，未明确是椅子。
沈德符于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1607）年间写成了《万历野获篇》二十卷，万历四十七（1619）年又编成《续编》十卷。节录“物带人号”一条在第二十六卷，也就是说沈德符记录眉公事不晚于1619年。而陈眉公于1639年辞世，如此看来，陈继儒制“眉公椅”，当在《续篇》完成之后，即1619-1639年间。是故，野获篇未见其名。
（二）“眉公椅”的地域局限
明清小说是采集家具史料的极好所在，例如《金瓶梅》介休本，刊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其中提及家具不少于265处，涉及椅具的词汇有交椅、校椅、太师椅、凉椅、醉翁椅、东坡椅、宝座、京椅、矮椅、法座、公座椅、禅椅。时间上，金瓶梅的刊行可能早于眉公椅的创制。就地域而言，据刘心武考证，金瓶梅讲述的是山东豪绅的故事，则作者有可能是山东人，未听闻“眉公椅”也不奇怪。
《红楼梦》也是极好的家具史料参考，亦未见有“眉公椅”，想必在曹雪芹的时代，“眉公椅”尚未传入京城。
由此推测，在相当长的时期，“眉公椅”的称呼可能未波及北方地区，仅在江南流行，盖因方言使然。
（三）可能是“眉公椅”造型的依据
南京博物院藏乾隆五年徐璋所绘，松江《邦彦画像册》百人像99幅（部分后人临摹补配，无名者十人），画像是将可与苏州并驾齐驱的明代松江名贤绘为画像，这其中有倪瓒、董其昌、莫是龙、沈度等，当然也有陈继儒。
99幅画像中，坐在椅子上的有交椅5人、根结椅3人、圈椅1人、四出头椅3人，另有3人（张尚文、颜正、无名氏）坐于矮背扶手椅，占椅具的五分之一。
显而易见，三幅画像之坐具，基本属于玫瑰椅范畴。陈眉公生于松江，隐居松江终老，其所创“眉公椅”在松江府应是妇孺皆知，应用亦颇广泛。就画像中椅具的占有率而言，这类矮背扶手椅相当流行。
画像所见椅具，交椅彼时已有专属称谓；根结椅按照长物志的描述，属于禅椅一类（文震亨：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如虬龙诘曲臃肿’）；圈椅则名“栲栳栳样”；四出头椅归为官帽椅。画册中的椅子，都可以找到对应名称，只有这三幅画像的椅子当时没有称呼。那么，这些松江本地的椅子，就是“眉公椅”的可能性非常大。
以上论述，相信对“眉公椅”讹传为玫瑰椅的观点有所裨益。期待更多的资料来了结这一家具史上的悬案。
二、从历史角度看玫瑰椅的造型特征
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阐述：玫瑰椅“论其形制是直接上承宋式的”，亦即“折背样”。对玫瑰椅的描述，除了“靠背和扶手都比较矮，两者高度相差不大”，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与椅盘垂直”。同时书中列举了七例玫瑰椅，这七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靠背“搭脑”和扶手都是直线形，且都不出头，而搭脑都高于扶手。但其本人并未对此做出总结。由于王世襄先生的著作影响巨大，因此自八十年代以来，玫瑰椅的这几个造型特征被固化在业内的认知中：
1、靠背不高，靠背高度不大于扶手高度的两倍，两者之间必有落差。
2、靠背和扶手形成的平面垂直于椅盘。
3、靠背搭脑和扶手都是直线形。
4、靠背和搭脑都不出头。
从“折背样”到玫瑰椅，涉及造型方面来看，晚唐李匡乂曰：“短其倚（扶手）衡（横搭脑），曰‘折背样’。言高不过背之半”。意即靠背高度不超过人后背的一半；朱家溍先生说：“它的椅背低于一般椅背”；除此而外未言及其他。
从宋明历史影像来看，符合李匡乂“折背样”定义的椅子形制很多，不仅仅是《明式家具研究》中的样式，而这些造型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发展，但不会完全湮灭。我们尝试就此展开探讨。
（一）搭脑和扶手位置关系
毋庸置疑，宋元明清时期的折背样，靠背与扶手平齐的占多数，这些影像大家耳熟能详，不胜枚举。如上海博物馆北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台北故宫藏南宋张训礼《围炉博古图》及南宋佚名《博古图》、辽宁博物馆南宋佚名《商山四皓图》、故宫藏明仇英《竹苑品古》、田径博物馆藏清代李寅《共居图》等等。
而靠背略高于扶手的折背样，宋代也已存在，如台北故宫藏北宋李公麟(传)《高会习琴图》、弗瑞尔美术馆藏元代钱选《白描人物故事图册》、台北故宫元代佚名《夏墅棋声图》、徐政夫旧藏明代佚名《上元灯彩图》等等。
因此，无论搭脑扶手是否平齐，只要“高不过背之半”，都应划归折背样即玫瑰椅范畴。
实例如故宫藏楠木矮靠背椅。
（二）扶手搭脑是否出头
宋画里的折背样，常见扶手出头。故宫藏宋佚名《南唐文会图》、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图》、台北故宫藏南宋张训礼《围炉博古图》及明代郭纯《人物图》、明代古典文学版画《人物卷司马迁》、清初《金瓶梅》插画等，扶手与搭脑平齐，搭脑不出头而扶手出头。
实例如留馀斋藏嘉靖款榉木矮背椅。
（三）扶手搭脑是否只有直线形
本文图3颜正所坐松江折背样，搭脑与后足间呈弧形衔接，鹅脖也是弯成S形；台北故宫元代佚名《夏墅棋声图》，两把折背样椅，一把搭脑扶手弧形衔接，略呈弯曲状；另一把则在搭脑与后足间形成折角。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明代佚名《楼阁高逸图》，左下角小船上的小椅结构特殊，其搭脑弯曲。
台北故宫藏清初冷枚《春夜宴桃李园图轴》，五把竹椅的搭脑扶手及后背板均为弯材。
私人藏清代华嵒《竹溪六逸图》，一对黑色梳背椅，扶手及靠背的所有构件基本成弯曲状。其形与故宫藏紫檀梳背椅几乎一致。朱家溍先生在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一文中，将其断代为清康熙。
类似以弯材制就的玫瑰椅，存世不在少数，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的四合如意纹玫瑰椅、香港攻玉山房旧藏的螭龙纹玫瑰椅、留馀斋的三棱梳背玫瑰椅等等。
上述影像中的椅子和实例，都符合李匡乂的折背样式，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椅子笼统的归纳为扶手椅。若想直观表述其造型特征，则必须附加为矮背扶手椅。若按此命名方法，通常我们概念中的玫瑰椅，则应该改为矮直背南官帽椅了。
综上所述，符合上述特征的椅子，是否可以纳入到玫瑰椅类别中，再根据其特征加以细分，例如“直背、弯材、平背、两出头”等，以便于命名。当然，这仅仅是个人愚见而已。
本场拍品黄花梨灵芝纹玫瑰椅，如果仅就名称而言，是无法了解其形制特点的，这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是一堂椅子，大家都会称之为“玫瑰椅”，这也是矛盾所在。
灵芝纹玫瑰椅，其美妙和珍贵，已无需多言。坊间对其递藏的历史，可算家喻户晓。十数年前在贞穆堂见到此椅时，心生爱慕之余，仔细观摩后，发觉椅子脚踏上另加了木条及铜钉施以保护，而且是在成器之初略有磨损时加设的，可见物主惜物，宝之若珍。即便如此，木条和铜钉已是磨损明显，说明是经年使用的状态。这样的做法，正暗合了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所言：“踏足处，须以竹镶之，庶历久不坏。”甚或就是受到长物志的启迪。
纽约佳士得1994年12月2日，上拍过一对形制相似的玫瑰椅，可惜整体线条疲沓，完全无法与本品的神韵相比。对照之下，可知其后大边与腿足横枨间，原应有卡子花。
本品唯一的装饰，是后侧立柱两横枨间的灵芝卡子花，灵芝丰腴饱满，枝叶飘逸，自然生发。故宫藏明末清初黄花梨海棠纹月洞门架子床，束腰装嵌鸳鸯戏水灵芝仙草纹花板，灵芝雕刻刀法娴熟利落，与本品的灵芝卡子花一样灵动自然。
故宫所藏的紫檀红木灵芝纹画桌，据故宫专家介绍，该桌桌面为紫檀木，而束腰及以下部分为红木，推测其红木部分应是清中后期修配。画桌红木上雕刻的灵芝纹扁平薄瘦，枝梗涣散，呆板生硬，显得平淡无奇。同在故宫的另一款民国期间仿制的紫檀画桌，受材料和技艺的局限，造型拘谨，雕刻刀法软弱无力，与早期的灵芝纹更无法比拟。
可见家具艺术功不在多，画龙点睛之笔往往是难以超越的巨匠之作。
此椅造型罕见，兼有玫瑰椅与南官帽椅之特征，当属变体之作，因其座面稍高，后背略低，故暂归类于玫瑰椅之列。通体以罗锅枨做横材，呈一波三折之妙，长短相形，曲直呼应。搭脑两头略垂，中段后仰，挖烟袋锅榫接后腿上端，并以铜饰件加固，以防折损。此椅不设靠背板，风物清朗，倍感通灵，唯后侧立柱间装有两横枨。两枨之间透锼灵芝卡子花为饰，灵芝姿态鲜活，枝叶饱满，刀法灵动，尽得植物自然生发之美。扶手下置联帮棍，似初荷秀挺，鹅脖略曲，别开新形。座面攒边打槽装板，为席质硬屉，下接罗锅枨。上立双矮老，腿间置步步高赶枨，唯正面近足端之处复施罗锅枨，设双矮老，并于踏脚枨之上再铺木片，缀以铜钉，以耐磨损。
玫瑰椅为江南文士所独钟，故又称“文椅”，高不过窗户，常靠窗而设。此椅型制新颖别致，端庄雅静，清秀动人，极具文气，可谓天才妙手，匠心独运。斗转星移，千秋易逝，历经百世，仍能存留四椅，共聚一堂，更显弥足珍贵。
——《贞穆堂：明清家具撷珍》
此堂玫瑰椅全部为原装，历经百世，仍能共聚一堂，弥足珍贵。其多个构件做出弧度，通体以罗锅枨做横材，呈一波三折之妙，长短相形，曲直呼应。这既是大材料的允许，又展现了工匠的高超水准，具备难以复刻的属性。
在造型上，其兼有玫瑰椅与南官帽椅的特征，当属变体之作，因其座面稍高，后背略低，故暂归类于玫瑰椅之列。搭脑与腿足相交处以铜饰件加固，防止折损。踏脚枨上也铺木片，缀以铜钉，以耐磨损。这些铜件、木片均为原装，十分难得。
灵芝纹圆雕卡子花，是这堂玫瑰椅的另一新颖别致之处，令人想及生长于大自然之中的草木，枝叶饱满，鲜活生发，灵动的刀法赋予器物勃勃生机。
玫瑰椅再议
—兼记贞穆堂藏黄花梨灵芝纹玫瑰椅
文/谭向东
朱家溍先生1959年6月，在《文物》杂志刊登《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一文，首次提出玫瑰椅的概念，但当时似乎并未引起注意，直到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将玫瑰椅列为椅类的一种，才广为人知。业界普遍认为，玫瑰椅源自晚唐李匡乂提到的“折背样”椅，也许出于老一辈学者的严谨之风，陈增弼教授在《唐、宋“折背样”椅》中，并未涉及玫瑰椅。
中国家具研究史上，玫瑰椅名称的由来以及造型特征，一直众说纷纭，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尝试展开讨论，谈一些体会。
一、关于玫瑰椅名称
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长期以来“鬼子椅说”和“美玉说”，虽然存在明显缺陷，但仍被反复提及。2021年底，张志辉先生《玫瑰椅小议——兼谈陈继儒与眉公样》一文，明晰两种说法的悖谬之处，有理有据，此处不再赘述。难得的是，文中经过详实考辨，继而提出玫瑰椅是“眉公椅”讹传的观点，并得到广泛的，尤其是江南地区对本地方言熟知的业界人士的高度认同。
对此，我亦深以为然。志辉专业素养深厚，治学态度严谨，勤于探索研究。文章考证缜密，论据夯实，逻辑清晰，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该论断是最能服众的观点。相关课题，我也曾有所研究，在此提出一些补充意见。
（一）万历野获篇未出现“眉公椅”的原因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物带人号”载：“近日友人陈眉公作花布、花缬、绫被及饼饵、胡床、溲器等物，亦以其字冠之，盖亦时尚使然。”沈德符是否陈儒继好友暂且不论，沈氏考证韩熙载作轻纱帽、罗隐减样方平帽、苏轼东坡椅东坡巾、秦会（桧）太师椅太师槅，皆有所依凭，独陈眉公所冠之物，未见详述。家具类只提到胡床，未明确是椅子。
沈德符于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五（1607）年间写成了《万历野获篇》二十卷，万历四十七（1619）年又编成《续编》十卷。节录“物带人号”一条在第二十六卷，也就是说沈德符记录眉公事不晚于1619年。而陈眉公于1639年辞世，如此看来，陈继儒制“眉公椅”，当在《续篇》完成之后，即1619-1639年间。是故，野获篇未见其名。
（二）“眉公椅”的地域局限
明清小说是采集家具史料的极好所在，例如《金瓶梅》介休本，刊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其中提及家具不少于265处，涉及椅具的词汇有交椅、校椅、太师椅、凉椅、醉翁椅、东坡椅、宝座、京椅、矮椅、法座、公座椅、禅椅。时间上，金瓶梅的刊行可能早于眉公椅的创制。就地域而言，据刘心武考证，金瓶梅讲述的是山东豪绅的故事，则作者有可能是山东人，未听闻“眉公椅”也不奇怪。
《红楼梦》也是极好的家具史料参考，亦未见有“眉公椅”，想必在曹雪芹的时代，“眉公椅”尚未传入京城。
由此推测，在相当长的时期，“眉公椅”的称呼可能未波及北方地区，仅在江南流行，盖因方言使然。
（三）可能是“眉公椅”造型的依据
南京博物院藏乾隆五年徐璋所绘，松江《邦彦画像册》百人像99幅（部分后人临摹补配，无名者十人），画像是将可与苏州并驾齐驱的明代松江名贤绘为画像，这其中有倪瓒、董其昌、莫是龙、沈度等，当然也有陈继儒。
99幅画像中，坐在椅子上的有交椅5人、根结椅3人、圈椅1人、四出头椅3人，另有3人（张尚文、颜正、无名氏）坐于矮背扶手椅，占椅具的五分之一。
显而易见，三幅画像之坐具，基本属于玫瑰椅范畴。陈眉公生于松江，隐居松江终老，其所创“眉公椅”在松江府应是妇孺皆知，应用亦颇广泛。就画像中椅具的占有率而言，这类矮背扶手椅相当流行。
画像所见椅具，交椅彼时已有专属称谓；根结椅按照长物志的描述，属于禅椅一类（文震亨：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如虬龙诘曲臃肿’）；圈椅则名“栲栳栳样”；四出头椅归为官帽椅。画册中的椅子，都可以找到对应名称，只有这三幅画像的椅子当时没有称呼。那么，这些松江本地的椅子，就是“眉公椅”的可能性非常大。
以上论述，相信对“眉公椅”讹传为玫瑰椅的观点有所裨益。期待更多的资料来了结这一家具史上的悬案。
二、从历史角度看玫瑰椅的造型特征
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阐述：玫瑰椅“论其形制是直接上承宋式的”，亦即“折背样”。对玫瑰椅的描述，除了“靠背和扶手都比较矮，两者高度相差不大”，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与椅盘垂直”。同时书中列举了七例玫瑰椅，这七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靠背“搭脑”和扶手都是直线形，且都不出头，而搭脑都高于扶手。但其本人并未对此做出总结。由于王世襄先生的著作影响巨大，因此自八十年代以来，玫瑰椅的这几个造型特征被固化在业内的认知中：
1、靠背不高，靠背高度不大于扶手高度的两倍，两者之间必有落差。
2、靠背和扶手形成的平面垂直于椅盘。
3、靠背搭脑和扶手都是直线形。
4、靠背和搭脑都不出头。
从“折背样”到玫瑰椅，涉及造型方面来看，晚唐李匡乂曰：“短其倚（扶手）衡（横搭脑），曰‘折背样’。言高不过背之半”。意即靠背高度不超过人后背的一半；朱家溍先生说：“它的椅背低于一般椅背”；除此而外未言及其他。
从宋明历史影像来看，符合李匡乂“折背样”定义的椅子形制很多，不仅仅是《明式家具研究》中的样式，而这些造型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发展，但不会完全湮灭。我们尝试就此展开探讨。
（一）搭脑和扶手位置关系
毋庸置疑，宋元明清时期的折背样，靠背与扶手平齐的占多数，这些影像大家耳熟能详，不胜枚举。如上海博物馆北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台北故宫藏南宋张训礼《围炉博古图》及南宋佚名《博古图》、辽宁博物馆南宋佚名《商山四皓图》、故宫藏明仇英《竹苑品古》、田径博物馆藏清代李寅《共居图》等等。
而靠背略高于扶手的折背样，宋代也已存在，如台北故宫藏北宋李公麟(传)《高会习琴图》、弗瑞尔美术馆藏元代钱选《白描人物故事图册》、台北故宫元代佚名《夏墅棋声图》、徐政夫旧藏明代佚名《上元灯彩图》等等。
因此，无论搭脑扶手是否平齐，只要“高不过背之半”，都应划归折背样即玫瑰椅范畴。
实例如故宫藏楠木矮靠背椅。
（二）扶手搭脑是否出头
宋画里的折背样，常见扶手出头。故宫藏宋佚名《南唐文会图》、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图》、台北故宫藏南宋张训礼《围炉博古图》及明代郭纯《人物图》、明代古典文学版画《人物卷司马迁》、清初《金瓶梅》插画等，扶手与搭脑平齐，搭脑不出头而扶手出头。
实例如留馀斋藏嘉靖款榉木矮背椅。
（三）扶手搭脑是否只有直线形
本文图3颜正所坐松江折背样，搭脑与后足间呈弧形衔接，鹅脖也是弯成S形；台北故宫元代佚名《夏墅棋声图》，两把折背样椅，一把搭脑扶手弧形衔接，略呈弯曲状；另一把则在搭脑与后足间形成折角。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明代佚名《楼阁高逸图》，左下角小船上的小椅结构特殊，其搭脑弯曲。
台北故宫藏清初冷枚《春夜宴桃李园图轴》，五把竹椅的搭脑扶手及后背板均为弯材。
私人藏清代华嵒《竹溪六逸图》，一对黑色梳背椅，扶手及靠背的所有构件基本成弯曲状。其形与故宫藏紫檀梳背椅几乎一致。朱家溍先生在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一文中，将其断代为清康熙。
类似以弯材制就的玫瑰椅，存世不在少数，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的四合如意纹玫瑰椅、香港攻玉山房旧藏的螭龙纹玫瑰椅、留馀斋的三棱梳背玫瑰椅等等。
上述影像中的椅子和实例，都符合李匡乂的折背样式，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椅子笼统的归纳为扶手椅。若想直观表述其造型特征，则必须附加为矮背扶手椅。若按此命名方法，通常我们概念中的玫瑰椅，则应该改为矮直背南官帽椅了。
综上所述，符合上述特征的椅子，是否可以纳入到玫瑰椅类别中，再根据其特征加以细分，例如“直背、弯材、平背、两出头”等，以便于命名。当然，这仅仅是个人愚见而已。
本场拍品黄花梨灵芝纹玫瑰椅，如果仅就名称而言，是无法了解其形制特点的，这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是一堂椅子，大家都会称之为“玫瑰椅”，这也是矛盾所在。
灵芝纹玫瑰椅，其美妙和珍贵，已无需多言。坊间对其递藏的历史，可算家喻户晓。十数年前在贞穆堂见到此椅时，心生爱慕之余，仔细观摩后，发觉椅子脚踏上另加了木条及铜钉施以保护，而且是在成器之初略有磨损时加设的，可见物主惜物，宝之若珍。即便如此，木条和铜钉已是磨损明显，说明是经年使用的状态。这样的做法，正暗合了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所言：“踏足处，须以竹镶之，庶历久不坏。”甚或就是受到长物志的启迪。
纽约佳士得1994年12月2日，上拍过一对形制相似的玫瑰椅，可惜整体线条疲沓，完全无法与本品的神韵相比。对照之下，可知其后大边与腿足横枨间，原应有卡子花。
本品唯一的装饰，是后侧立柱两横枨间的灵芝卡子花，灵芝丰腴饱满，枝叶飘逸，自然生发。故宫藏明末清初黄花梨海棠纹月洞门架子床，束腰装嵌鸳鸯戏水灵芝仙草纹花板，灵芝雕刻刀法娴熟利落，与本品的灵芝卡子花一样灵动自然。
故宫所藏的紫檀红木灵芝纹画桌，据故宫专家介绍，该桌桌面为紫檀木，而束腰及以下部分为红木，推测其红木部分应是清中后期修配。画桌红木上雕刻的灵芝纹扁平薄瘦，枝梗涣散，呆板生硬，显得平淡无奇。同在故宫的另一款民国期间仿制的紫檀画桌，受材料和技艺的局限，造型拘谨，雕刻刀法软弱无力，与早期的灵芝纹更无法比拟。
可见家具艺术功不在多，画龙点睛之笔往往是难以超越的巨匠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