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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洋彩百鹿尊
H: 43.5 cm (17 1/8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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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1195
拍品名称：
清乾隆 洋彩百鹿尊
年 代：
清乾隆
尺 寸：
H: 43.5 cm (17 1/8 in.)
拍品描述：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来源：
美国收藏家威尔逊·福斯（Wilson P. Foss，1855-1930）旧藏，编号69；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私人旧藏；
纽约苏富比，1996年9月18日，lot 238（封面）；
香港苏富比，1999年11月1日，lot 398
著录：
《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2003年，第312，图352
威尔逊·福斯（Wilson P. Foss），1844年出生于美国缅因州，年轻时便极有商业头脑，利用其化学知识开了一家采石场，随后开始从事爆破行业，彼时正是美国铁路发展的黄金时期，福斯因此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处理生意之余，福斯对东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并且大量游历亚洲国家。福斯于1930年去世后，其子将其大部分藏品捐献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华盛顿国家艺术馆。通过1920年拍摄其纽约宅邸照片，可见本品陈设其中。
乾隆皇帝长达六十年的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积淀之后的集大成时代，也是清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的烧造也随之蓬勃发展。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记事档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委任督陶官唐英督理窑业，有时还直接干预制瓷事宜，使得乾隆时期的瓷器作品不仅在艺术方面有了更高的发展，更是在陶瓷工艺技术上位居历代之首。清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发出“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之赞叹，本品即为这一时期的巧夺神功之作。
本品体量硕大，气势颇为恢宏，敞口，口下渐广，垂腹，圈足。通体纹饰以粉彩绘就，肩部置双矾红描金螭龙耳，腹部通景满绘百鹿图。画面中山峦叠嶂，山石绿色为地，设色深浅有别，最深处以蓝彩绘就，颇具时代特征，笔触极为精细，皴法细腻自然，浮云飘逸，溪流潺潺，林间蟠桃正熟，娇嫩欲滴，五色灵芝从旁逸出，瑞意满满。山石草木间梅花鹿、玄鹿、白鹿神态各异，渴饮涧底泉，饥啮林间草，依林隙水草，磨老树溪滨，毛发头角颜色各异。百鹿雌雄有别，处处可见公鹿母鹿携小鹿之“合家乐”欢情。细观林间，可见二雄鹿以角相抵，针锋相对，颇显匠心。外底心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整幅画面纹饰布局饱满，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宛若一幅山水瑞鹿画卷呈现于眼前。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其山石以浓重蓝料敷染，更显林壑尤美、错落有致，在同类乾隆百鹿尊作品中已属难得。
鹿与“禄”同音，被视为长寿之象征。相传鹿“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是长寿的仙兽，本品即绘有白色与玄色鹿。百鹿图题材历史悠久，宋代即已流行。《画学集成》记载宋代元祐绍圣年间的河中人马贲，即擅长绘制百牛、百羊、百鹿图。《式古堂书画汇考》记录严嵩家中书画有五福如意、五云梁栋、百鹿骈臻、海屋添、百鹿图、百马图。百鹿图出现于瓷器之上，肇始于明代嘉万时期，明代御窑瓷器中亦使用百鹿图样，为祝颂富贵长寿的吉祥图式。
明清帝王极其重视祥瑞，认为其是君德贤明的征兆，皇帝行仁政，天便降下祥瑞之物，以示褒奖，鹿便是其中一种瑞兽，明清常见有官方关于鹿的记载。清代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秋，收到蒙古台吉敬献的纯白鹿，因恰逢孝圣宪皇太后六旬寿诞，便将此鹿命名为“瑞麅（鹿）”，并命宫廷画师郎世宁绘此鹿，亲自题诗赞叹白鹿出现是“天心庆苑早，德产祝慈宁”的祥瑞天意。崇庆皇太后八十圣寿之时，乾隆皇帝又以鹿为题作《多禄图》，画面中溪水边群鹿嬉戏打闹，题跋读“鹿为不老之兽，装以成轴，敬献慈宁，用介眉寿也”，可见鹿的形象饱含福寿安康的吉祥寓意。
除以鹿喻“禄”的吉祥寓意外，鹿在清代更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清人以骑射立国，武功定天下，清朝历代帝王对于骑射围猎尤为重视，每年秋季在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二盟之牧地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围猎区内设置行宫，以满洲八旗兵为营卫，凡内外蒙古扎萨克均率左右分班扈从，这一活动被即称为“木兰秋狝”，意为“哨鹿”。乾隆皇帝至木兰围场四十次，行围五百九十二场，期间猎鹿无数。因而鹿的意象又包含了乾隆帝不忘祖先创业艰难，祈求国运昌盛之意。赋予了此双重意义的百鹿尊堪称帝王铭德之器，天禄永昌，彰天下之大，显盛世之治。
本品所绘百鹿图，其粉本或源自清代画家沈铨所作《百鹤百鹿图》六扇屏风，是图以平远法构图，松柏丛林间，群鹿姿态各异，或行或止，或低头食草，或嬉戏玩耍，作品之构图、群鹿之姿态与本品颇为相似，画工将沈铨所描绘的苍劲古朴、安逸静谧之景象复刻得淋漓尽致，此二者应有借鉴关系。沈铨师胡湄，其笔意远追北宋黄家，近取明代吕纪画法，于花鸟走兽的描绘有深厚的写实功底，以精密妍丽见长。曾东渡日本，虽其在日本居住不足两年，却在日本画坛引起一阵旋风，其绘画风格在日本迅速发展为“南苹画派”，对日本绘画艺术影响深远。沈铨于1739年回国后，画名渐盛，从其后期作品钤“臣铨印”、“臣铨之印”可见其颇受乾隆皇帝青睐，此时其画风也开始具有宫廷气息，始绘名贵鸟兽，配以四季景物，极具富丽堂皇之感。
存世可见万历五彩百鹿图大罐，器型与本品略有差异，唇口，束颈，丰肩，及底内收，腹部通景绘百鹿图。清代百鹿尊或在明代基础上对器型加以变化，乾隆时期始烧，后历代延续烧造，以乾隆朝作品最为著名，在清档中名为“百禄尊”。检索公私收藏可知，清代乾隆时期百鹿尊，见有无耳尊、矾红耳和蓝彩耳三个品种，存世甚罕。此三品种尺寸皆一致，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且矾红耳与蓝彩耳二品种，其百鹿图山石树木走势布局大致相类，但具体细节如鹿之设色、山石皴法略有差异。无耳百鹿尊存世仅见日本静嘉堂所藏一例，山石苍茫，不用青绿，重其皴法，普遍认为此式百鹿尊因借鉴明代范本，因而无耳，曾于乾隆早期短暂烧造，数量极少。蓝彩螭龙耳百鹿尊见日本静嘉堂、南京博物院所藏各一件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对，螭耳施蓝釉点黄彩，群鹿与山石布局相类，毛发、斑点等具体设色有差异。矾红耳品种可参考一对胡慧春先生捐献上海博物馆藏品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此三件与本品所绘百鹿图像近乎一致，百鹿毛色皆一致，故宫博物院藏品同样在山石间加敷蓝彩。矾红螭龙耳品种中，又见有一式，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台北鸿禧美术馆所藏为例，百鹿以长溪上下分隔，所绘百鹿图采取西方透视远小近大的技巧，近口处鹿小，近足处鹿大，鹿的数量不及本品多，整体视觉效果略逊于本品。市场流通之矾红耳百鹿尊中，香港佳士得2012年5月20日拍卖会释出一件，成交价为1466万港币，北京2020年10月16日拍卖会释出一件，成交价为3665万元，可见本品极受市场追捧。
参阅：《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七卷，清（上）》，湖南美术出版社，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1998年，第244页，图203；
《静嘉堂藏清朝陶磁景德镇官窑の美》，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东京，2006年，第68页，编号58；
《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第156页，图51；
《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胡慧春先生、王华云女士捐赠瓷器精品选》，汪庆正、范季融主编，上海博物馆，1989年，第102-103页，图67；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叶佩兰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第98 页，图85；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134-135页，编号90；
《中国历代陶瓷选集》，鸿禧美术馆，1990年，第368页，图版165
来源：
美国收藏家威尔逊·福斯（Wilson P. Foss，1855-1930）旧藏，编号69；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私人旧藏；
纽约苏富比，1996年9月18日，lot 238（封面）；
香港苏富比，1999年11月1日，lot 398
著录：
《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2003年，第312，图352
威尔逊·福斯（Wilson P. Foss），1844年出生于美国缅因州，年轻时便极有商业头脑，利用其化学知识开了一家采石场，随后开始从事爆破行业，彼时正是美国铁路发展的黄金时期，福斯因此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处理生意之余，福斯对东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并且大量游历亚洲国家。福斯于1930年去世后，其子将其大部分藏品捐献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华盛顿国家艺术馆。通过1920年拍摄其纽约宅邸照片，可见本品陈设其中。
乾隆皇帝长达六十年的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积淀之后的集大成时代，也是清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的烧造也随之蓬勃发展。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记事档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委任督陶官唐英督理窑业，有时还直接干预制瓷事宜，使得乾隆时期的瓷器作品不仅在艺术方面有了更高的发展，更是在陶瓷工艺技术上位居历代之首。清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发出“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之赞叹，本品即为这一时期的巧夺神功之作。
本品体量硕大，气势颇为恢宏，敞口，口下渐广，垂腹，圈足。通体纹饰以粉彩绘就，肩部置双矾红描金螭龙耳，腹部通景满绘百鹿图。画面中山峦叠嶂，山石绿色为地，设色深浅有别，最深处以蓝彩绘就，颇具时代特征，笔触极为精细，皴法细腻自然，浮云飘逸，溪流潺潺，林间蟠桃正熟，娇嫩欲滴，五色灵芝从旁逸出，瑞意满满。山石草木间梅花鹿、玄鹿、白鹿神态各异，渴饮涧底泉，饥啮林间草，依林隙水草，磨老树溪滨，毛发头角颜色各异。百鹿雌雄有别，处处可见公鹿母鹿携小鹿之“合家乐”欢情。细观林间，可见二雄鹿以角相抵，针锋相对，颇显匠心。外底心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整幅画面纹饰布局饱满，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宛若一幅山水瑞鹿画卷呈现于眼前。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其山石以浓重蓝料敷染，更显林壑尤美、错落有致，在同类乾隆百鹿尊作品中已属难得。
鹿与“禄”同音，被视为长寿之象征。相传鹿“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是长寿的仙兽，本品即绘有白色与玄色鹿。百鹿图题材历史悠久，宋代即已流行。《画学集成》记载宋代元祐绍圣年间的河中人马贲，即擅长绘制百牛、百羊、百鹿图。《式古堂书画汇考》记录严嵩家中书画有五福如意、五云梁栋、百鹿骈臻、海屋添、百鹿图、百马图。百鹿图出现于瓷器之上，肇始于明代嘉万时期，明代御窑瓷器中亦使用百鹿图样，为祝颂富贵长寿的吉祥图式。
明清帝王极其重视祥瑞，认为其是君德贤明的征兆，皇帝行仁政，天便降下祥瑞之物，以示褒奖，鹿便是其中一种瑞兽，明清常见有官方关于鹿的记载。清代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秋，收到蒙古台吉敬献的纯白鹿，因恰逢孝圣宪皇太后六旬寿诞，便将此鹿命名为“瑞麅（鹿）”，并命宫廷画师郎世宁绘此鹿，亲自题诗赞叹白鹿出现是“天心庆苑早，德产祝慈宁”的祥瑞天意。崇庆皇太后八十圣寿之时，乾隆皇帝又以鹿为题作《多禄图》，画面中溪水边群鹿嬉戏打闹，题跋读“鹿为不老之兽，装以成轴，敬献慈宁，用介眉寿也”，可见鹿的形象饱含福寿安康的吉祥寓意。
除以鹿喻“禄”的吉祥寓意外，鹿在清代更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清人以骑射立国，武功定天下，清朝历代帝王对于骑射围猎尤为重视，每年秋季在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二盟之牧地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围猎区内设置行宫，以满洲八旗兵为营卫，凡内外蒙古扎萨克均率左右分班扈从，这一活动被即称为“木兰秋狝”，意为“哨鹿”。乾隆皇帝至木兰围场四十次，行围五百九十二场，期间猎鹿无数。因而鹿的意象又包含了乾隆帝不忘祖先创业艰难，祈求国运昌盛之意。赋予了此双重意义的百鹿尊堪称帝王铭德之器，天禄永昌，彰天下之大，显盛世之治。
本品所绘百鹿图，其粉本或源自清代画家沈铨所作《百鹤百鹿图》六扇屏风，是图以平远法构图，松柏丛林间，群鹿姿态各异，或行或止，或低头食草，或嬉戏玩耍，作品之构图、群鹿之姿态与本品颇为相似，画工将沈铨所描绘的苍劲古朴、安逸静谧之景象复刻得淋漓尽致，此二者应有借鉴关系。沈铨师胡湄，其笔意远追北宋黄家，近取明代吕纪画法，于花鸟走兽的描绘有深厚的写实功底，以精密妍丽见长。曾东渡日本，虽其在日本居住不足两年，却在日本画坛引起一阵旋风，其绘画风格在日本迅速发展为“南苹画派”，对日本绘画艺术影响深远。沈铨于1739年回国后，画名渐盛，从其后期作品钤“臣铨印”、“臣铨之印”可见其颇受乾隆皇帝青睐，此时其画风也开始具有宫廷气息，始绘名贵鸟兽，配以四季景物，极具富丽堂皇之感。
存世可见万历五彩百鹿图大罐，器型与本品略有差异，唇口，束颈，丰肩，及底内收，腹部通景绘百鹿图。清代百鹿尊或在明代基础上对器型加以变化，乾隆时期始烧，后历代延续烧造，以乾隆朝作品最为著名，在清档中名为“百禄尊”。检索公私收藏可知，清代乾隆时期百鹿尊，见有无耳尊、矾红耳和蓝彩耳三个品种，存世甚罕。此三品种尺寸皆一致，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且矾红耳与蓝彩耳二品种，其百鹿图山石树木走势布局大致相类，但具体细节如鹿之设色、山石皴法略有差异。无耳百鹿尊存世仅见日本静嘉堂所藏一例，山石苍茫，不用青绿，重其皴法，普遍认为此式百鹿尊因借鉴明代范本，因而无耳，曾于乾隆早期短暂烧造，数量极少。蓝彩螭龙耳百鹿尊见日本静嘉堂、南京博物院所藏各一件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对，螭耳施蓝釉点黄彩，群鹿与山石布局相类，毛发、斑点等具体设色有差异。矾红耳品种可参考一对胡慧春先生捐献上海博物馆藏品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此三件与本品所绘百鹿图像近乎一致，百鹿毛色皆一致，故宫博物院藏品同样在山石间加敷蓝彩。矾红螭龙耳品种中，又见有一式，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台北鸿禧美术馆所藏为例，百鹿以长溪上下分隔，所绘百鹿图采取西方透视远小近大的技巧，近口处鹿小，近足处鹿大，鹿的数量不及本品多，整体视觉效果略逊于本品。市场流通之矾红耳百鹿尊中，香港佳士得2012年5月20日拍卖会释出一件，成交价为1466万港币，北京2020年10月16日拍卖会释出一件，成交价为3665万元，可见本品极受市场追捧。
参阅：《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七卷，清（上）》，湖南美术出版社，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1998年，第244页，图203；
《静嘉堂藏清朝陶磁景德镇官窑の美》，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东京，2006年，第68页，编号58；
《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第156页，图51；
《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胡慧春先生、王华云女士捐赠瓷器精品选》，汪庆正、范季融主编，上海博物馆，1989年，第102-103页，图67；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叶佩兰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第98 页，图85；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134-135页，编号90；
《中国历代陶瓷选集》，鸿禧美术馆，1990年，第368页，图版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