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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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五彩叩马阻兵神仙人物故事图大棒槌瓶
H: 75 cm (29 1/2 in.)
作品估价：RMB 7,800,000-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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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1172
拍品名称：
清康熙 五彩叩马阻兵神仙人物故事图大棒槌瓶
年 代：
清康熙
尺 寸：
H: 75 cm (29 1/2 in.)
拍品描述：
来源：
纽约通运公司（Tonying & Company, Inc., New York）旧藏；
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Saint Louis Art Museum）旧藏，馆藏编号113.1916；
纽约佳士得，2005年3月30日，lot 396；
洁蕊堂递藏；
纽约苏富比，2018年3月20日，lot 322
著录：
《文采卓然——洁蕊堂藏康熙盛世瓷》（A Culture Revealed Kangxi-era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Jie Rui Tang Collection），Jeffrey P.Stamen、Cynthia Volk、倪亦斌编，布吕赫，2017年，第22-25页，图1
展览：
《抱古融今——洁蕊堂藏康熙瓷器展》（Embracing Classic Chinese Culture: Kangxi Porcelains from the Jie Rui Tang Collection），纽约苏富比，2014年，编号2
通运公司由民国著名政治家、收藏家张静江于1902年创立。张静江（1877-1950），原名张曾澄，字人杰，南浔“四象”后裔，“国民党四元老”之一。1902年，张氏随孙宝琦代表清廷出使法国，并于巴黎成立通运公司，其后分别于伦敦、纽约成立分公司。通运公司自1925年起，通过纽约 American Art Associates 举行过多场拍卖。该拍行于1938年由 Parke-Bernet Galleries 接掌，后仍继续举行通运公司拍卖至五十年代。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位于美国圣路易斯森林公园，博物馆馆体为1904年世博会遗留下来的少数建筑之一。作为美国国内领先的综合性艺术博物馆，不仅藏品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相当丰富。其中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又以青铜器、瓷器和佛造像最为精美。
本品装饰纹样堪称叹为观止，一幅宏大的群像图徐徐展开，将《封神演义》中“伯夷叔齐扣马谏君王”的故事完美呈现。此种仙人群像上可追王季迁旧藏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卷首几位金刚像者，与本品所描绘雷震子及众多武将形象相类。另外，由徐悲鸿发现十分著名的《八十七神仙卷》，亦是与本品构图一致，绘法上略有差异。
而仇英有一幅白描仙人群像，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仇英《临贯休白描罗汉图》，与之有明显的风格继承关系，所绘瑞兽、人物等，亦对本品宏大场面的展开有所启发。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一套南宋佚名《道子墨宝》，分三部分展现众仙神鬼怪，即诸神朝谒、地狱变相以及搜山图。其中对于各路仙神的具象化描写，可为后世此类题材描述提供很多参考。其中一幅一仙君骑高头大马，前后仪仗簇拥，与本品构图颇类。另有，一幅绘飞栖张天君，似乎即为雷震子之形象源流。
康熙时期，政权已趋于稳固，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业向荣，制瓷业亦然。这一时期所制瓷器，不仅造型多样，品种丰富，而且新品种层出不穷。其中一类颇具文人画意的五彩瓷器，成为后世百年难以企及的熙朝绝唱，为世之所珍。
本品盘口，直颈，筒腹及底内收，下承外撇式圈足。其体量壮硕，气势颇为恢宏。瓶通体施透明釉，釉上以五彩作装饰。其中口沿及肩部分别以回纹、锦地开光杂宝纹及如意云头纹为饰，颈部五彩通景绘四仙图，画面中所绘四仙神态各异，其中右侧二仙一人持荷花，一人手捧宝盒，作顾首回望之态，此二人应为“和合二仙”。与其相对二仙一人手捧三足金蟾，一人手持钱串，作势欲抛，此二人或为刘海的两种不同形象。四仙形象诡奇肆意，神态夸张。通过简练线条和渲染对其神态加以强调，使形象更具冲击力和生命力，予人观之，深受感染。腹部五彩通景绘《封神演义》之“叩马阻兵”人物故事图。画面中见周武王姬发正带领者各路神将会师盟津，浩浩荡荡向商都朝歌出发。其中武王姬发身着赤袍，头戴玄冠，位于队列前端最中央，凸显其特殊地位。相父姜子牙手持令旗，骑四不像立于武王一侧。子牙身旁龙首形象者则为独角龙须虎。黄飞虎、苏护等大将及杨戬、哪吒、黄天化、雷震子等小将紧随其后，其中肩擎大刀者为七杀星张奎，随行将士姿态各异，场面极为宏大。与伐纣队伍相对而立，着长袍，去身拱手拜伏者，当为伯夷、叔齐二人。画面一侧古树挺拔而生，峰峦层叠，云气氤氲。整幅画面布局严谨，主题突出，其设色富丽，人物描绘生动传神，伯夷叔齐虔诚劝君之态令人动容之态，及武王伐纣途中之宏大场景描绘的淋漓尽致，堪称熙朝五彩扛鼎之作。
本品颈部和腹部所绘“四仙图”及“叩马阻兵”人物故事图均为古代颇为有名的画作题材和戏曲典故。至明代，文献及图像中已可见反复出现以寒山、拾得、刘海、铁拐李构成的“四仙”人物组合，明人李日华于《六研斋笔记》中，详细描述其所见《四仙古像》中即包括以上四仙。万历时期戏曲小说《青袍记》中更是将以上四仙串联为一首诗文。诗云“铁拐本是老仙头，刘海长生永不休。寒山拾得心和合，人人笑我四蓬头”。而四仙的出处与年代互无关联，但“蓬头”这一共同特征将四人连接，形成“四仙”组合图像。寒山、拾得，民间称“和合二仙”，以二人为题材的绘画最早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刘海戏金蟾图像，最早出现于元代，如元人颜辉所绘《蛤蟆仙人图》。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以前刘海戏蟾图多为刘海抱蟾形象，而明代时期其形象细节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首次出现了铜钱元素，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明刘俊《三线戏蟾图》中所见刘海手持铜钱戏蟾的形象。值得关注的是，本品所绘有别于传统绘画题材中四仙的人物构成，四仙中并未出现铁拐李，而是用刘海的两种形象来代替铁拐李。这是否为“四仙”组合的另一版本，其用意值得进步一考证和研究。
“叩马阻兵”人物故事，典出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其以武王伐纣为历史背景，创造出诸神、妖兽等，斗法争权的故事。本品所绘则为《封神演义》中第六十八回“首阳山齐夷阻兵”情节。此一回主要讲述了武王率伐纣大军离开西岐，前往燕山，一路而来，三军欢悦，精神百倍。途径首阳山时。大队人马正行，只见伯夷、叔齐二人，站立中途，阻住大兵前进。并谏曰：“臣受先王养老之恩，终守臣节之义，不得不尽今日之心耳。今大王虽以仁义服天下，岂有父死不葬，援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伐君，可谓忠乎？臣恐天下后世必有为之口实者。”左右众将见夷、齐叩马而谏，军士不得前进，心中大怒，欲举兵杀之。姜子牙忙止之曰：“不可。此天下之义士也。”忙令左右扶之而去，众兵方得前进。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之。终至守节饿死。故而后世常将伯夷、叔齐视为守节忠烈之士，传颂于世。
康熙五彩冠绝一时，为世人所重。究其原因，固然与彩料精研，出色绚丽有关，更胜在其画法独特，风格一绝，均令后世难以企及。诚如清人陈浏《匋雅》赞曰“康熙彩之颜料，因非后世所常有。论其画手高妙，不但官窑器皿，髣髴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纵观本品无论颈部所绘“四仙图”还是腹部主题纹饰，均与平常所见以版画为题材之作品大不相同，其无论用笔，还是设色，均与文人画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远非一般庸工俗匠所能为之，当为熙朝高水平文人画手绘制而成。其中“四仙图”与明代释道人物画有着明显的借鉴关系。检索相关资料可知，目前所见最早将“寒山、拾得、刘海、铁拐李”作为四仙组合入画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宣德时期商喜《四仙拱寿图》。较之本品，虽然画作中四仙的具体形象动作，身处环境与本品不尽相同，但其画面对称布局及“蓬头”形象、道衣采用折线勾勒并进行不同色阶渲染的技法较为接近；另外，明人刘俊《刘海戏金蟾图》中刘海抱蟾的形象设计亦与本品相类。
此外，主题纹饰“叩马阻兵”画面场景，则与宋元时期所流行一类画作群像图有着密切的联系。群像图以突出人物活动为主，要求形神兼备，人物形象符合人物形体、比例、场景透视等原理，更重要的是传达人物性格、气质和神态。如北宋著名画家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其以遒劲而富有韵律、明快而充满活力的线条，勾画诸仙人飘扬的衣袖与繁复的衣纹，幡旗宝盖亦舞动于风中云间，使观者想象仙人腾云御风的神力。人物均为由右向左行进，身姿略侧左方，衣摆则向右飘飞，有明显的方向性，其将群仙形象和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场面宏大气势逼人。相较而言，本品中许多细节可与《朝元仙仗图》相对应。在人物布局上，本品亦采用由右向左行进的方式，幡旗、人物衣摆向右飘飞，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在人物神态刻画方面，注重神态和气质的描绘，千人千面，各不相同。个别人物面部描绘亦有相似画面效果。
明代仇英一些群像绘画作品，是对于《朝元仙仗图》一类的延续和发展，其《临贯休白描罗汉图》恰好是一幅白描作品，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笔触线条，其中一部分瑞兽、金刚、番僧形象与本品一些武将形象相似。此类群像图对于熙朝五彩群像瓷器的创作应该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清人陈浏所言“髣髴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对比仇英画作，不难发现本品云气、苍松、峰峦等场景设置与仇氏画作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此外，群像描绘采用线条勾勒加渲染的技法绘制而成，注重于人物神态的描绘，这亦与本品有着共通之处。由此来看，本品的诞生当与熙朝颇具绘画造诣的文人妙手参与瓷器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有别于单纯戏曲版画的移植。
棒槌瓶为康熙时期的典型瓶型，因形似棒槌而得名。器型大小不一，据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中统计，大者高约70公分，小者仅10公分左右。本品便属前者，高达75厘米，体量如此硕大，制作难度极高，成品率极低，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其并无变形，十分端正，堪称康熙时期制瓷手工业高超技艺之代表。检索公私收藏资料，可知同类型大体量棒槌瓶有青花和五彩两个品类。而且多喜以人物故事题材入画。如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有一对高达80公分的五彩棒槌瓶以郭子仪庆寿图题材入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亦藏有一件体量相同五彩人物故事题材棒槌瓶，其画面一隅树木的走势和山石的画法与本品如出一辙，推测为同出一人之手。同等体量的青花作品，见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一件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棒槌瓶以及中国嘉德2020年秋拍所释出一件青花临潼斗宝图棒槌瓶，可资对比研究。
本品体量硕大，气势颇为恢宏，其通体五彩装饰色彩富丽，五彩艳丽醒目，不负康熙“硬彩之极轨”的盛名。其纹饰师法宋明文人画作创制而成，构图严谨，主题突出，人物描绘生动细腻，用笔精妙，极尽时人之能事，传世所见难出其右者，堪称熙朝五彩扛鼎之作，颇值关注。
此外，主题纹饰“叩马阻兵”画面场景，则与宋元时期所流行一类画作群像图有着密切的联系。群像图以突出人物活动为主，要求形神兼备，人物形象符合人物形体、比例、场景透视等原理，更重要的是传达人物性格、气质和神态。如北宋著名画家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其以遒劲而富有韵律、明快而充满活力的线条，勾画诸仙人飘扬的衣袖与繁复的衣纹，幡旗宝盖亦舞动于风中云间，使观者想象仙人腾云御风的神力。人物均为由右向左行进，身姿略侧左方，衣摆则向右飘飞，有明显的方向性，其将群仙形象和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场面宏大气势逼人。相较而言，本品中许多细节可与《朝元仙仗图》相对应。在人物布局上，本品亦采用由右向左行进的方式，幡旗、人物衣摆向右飘飞，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在人物神态刻画方面，注重神态和气质的描绘，千人千面，各不相同。个别人物面部描绘亦有相似画面效果。
明代仇英一些群像绘画作品，是对于《朝元仙仗图》一类的延续和发展，其《临贯休白描罗汉图》恰好是一幅白描作品，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笔触线条，其中一部分瑞兽、金刚、番僧形象与本品一些武将形象相似。此类群像图对于熙朝五彩群像瓷器的创作应该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清人陈浏所言“髣髴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对比仇英画作，不难发现本品云气、苍松、峰峦等场景设置与仇氏画作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此外，群像描绘采用线条勾勒加渲染的技法绘制而成，注重于人物神态的描绘，这亦与本品有着共通之处。由此来看，本品的诞生当与熙朝颇具绘画造诣的文人妙手参与瓷器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有别于单纯戏曲版画的移植。
棒槌瓶为康熙时期的典型瓶型，因形似棒槌而得名。器型大小不一，据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中统计，大者高约70公分，小者仅10公分左右。本品便属前者，高达75厘米，体量如此硕大，制作难度极高，成品率极低，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其并无变形，十分端正，堪称康熙时期制瓷手工业高超技艺之代表。检索公私收藏资料，可知同类型大体量棒槌瓶有青花和五彩两个品类。而且多喜以人物故事题材入画。如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有一对高达80公分的五彩棒槌瓶以郭子仪庆寿图题材入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亦藏有一件体量相同五彩人物故事题材棒槌瓶，其画面一隅树木的走势和山石的画法与本品如出一辙，推测为同出一人之手。同等体量的青花作品，见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一件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棒槌瓶以及中国嘉德2020年秋拍所释出一件青花临潼斗宝图棒槌瓶，可资对比研究。
本品体量硕大，气势颇为恢宏，其通体五彩装饰色彩富丽，五彩艳丽醒目，不负康熙“硬彩之极轨”的盛名。其纹饰师法宋明文人画作创制而成，构图严谨，主题突出，人物描绘生动细腻，用笔精妙，极尽时人之能事，传世所见难出其右者，堪称熙朝五彩扛鼎之作，颇值关注。
参阅：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中国清代瓷器》，柯玫瑰著，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59页，图11；
《海外遗珍·陶瓷（卷四）——清代陶瓷》，叶佩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中国嘉德2020年12月3日秋季拍卖会第2434号
纽约通运公司（Tonying & Company, Inc., New York）旧藏；
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Saint Louis Art Museum）旧藏，馆藏编号113.1916；
纽约佳士得，2005年3月30日，lot 396；
洁蕊堂递藏；
纽约苏富比，2018年3月20日，lot 322
著录：
《文采卓然——洁蕊堂藏康熙盛世瓷》（A Culture Revealed Kangxi-era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Jie Rui Tang Collection），Jeffrey P.Stamen、Cynthia Volk、倪亦斌编，布吕赫，2017年，第22-25页，图1
展览：
《抱古融今——洁蕊堂藏康熙瓷器展》（Embracing Classic Chinese Culture: Kangxi Porcelains from the Jie Rui Tang Collection），纽约苏富比，2014年，编号2
通运公司由民国著名政治家、收藏家张静江于1902年创立。张静江（1877-1950），原名张曾澄，字人杰，南浔“四象”后裔，“国民党四元老”之一。1902年，张氏随孙宝琦代表清廷出使法国，并于巴黎成立通运公司，其后分别于伦敦、纽约成立分公司。通运公司自1925年起，通过纽约 American Art Associates 举行过多场拍卖。该拍行于1938年由 Parke-Bernet Galleries 接掌，后仍继续举行通运公司拍卖至五十年代。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位于美国圣路易斯森林公园，博物馆馆体为1904年世博会遗留下来的少数建筑之一。作为美国国内领先的综合性艺术博物馆，不仅藏品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相当丰富。其中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又以青铜器、瓷器和佛造像最为精美。
本品装饰纹样堪称叹为观止，一幅宏大的群像图徐徐展开，将《封神演义》中“伯夷叔齐扣马谏君王”的故事完美呈现。此种仙人群像上可追王季迁旧藏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卷首几位金刚像者，与本品所描绘雷震子及众多武将形象相类。另外，由徐悲鸿发现十分著名的《八十七神仙卷》，亦是与本品构图一致，绘法上略有差异。
而仇英有一幅白描仙人群像，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仇英《临贯休白描罗汉图》，与之有明显的风格继承关系，所绘瑞兽、人物等，亦对本品宏大场面的展开有所启发。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一套南宋佚名《道子墨宝》，分三部分展现众仙神鬼怪，即诸神朝谒、地狱变相以及搜山图。其中对于各路仙神的具象化描写，可为后世此类题材描述提供很多参考。其中一幅一仙君骑高头大马，前后仪仗簇拥，与本品构图颇类。另有，一幅绘飞栖张天君，似乎即为雷震子之形象源流。
康熙时期，政权已趋于稳固，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业向荣，制瓷业亦然。这一时期所制瓷器，不仅造型多样，品种丰富，而且新品种层出不穷。其中一类颇具文人画意的五彩瓷器，成为后世百年难以企及的熙朝绝唱，为世之所珍。
本品盘口，直颈，筒腹及底内收，下承外撇式圈足。其体量壮硕，气势颇为恢宏。瓶通体施透明釉，釉上以五彩作装饰。其中口沿及肩部分别以回纹、锦地开光杂宝纹及如意云头纹为饰，颈部五彩通景绘四仙图，画面中所绘四仙神态各异，其中右侧二仙一人持荷花，一人手捧宝盒，作顾首回望之态，此二人应为“和合二仙”。与其相对二仙一人手捧三足金蟾，一人手持钱串，作势欲抛，此二人或为刘海的两种不同形象。四仙形象诡奇肆意，神态夸张。通过简练线条和渲染对其神态加以强调，使形象更具冲击力和生命力，予人观之，深受感染。腹部五彩通景绘《封神演义》之“叩马阻兵”人物故事图。画面中见周武王姬发正带领者各路神将会师盟津，浩浩荡荡向商都朝歌出发。其中武王姬发身着赤袍，头戴玄冠，位于队列前端最中央，凸显其特殊地位。相父姜子牙手持令旗，骑四不像立于武王一侧。子牙身旁龙首形象者则为独角龙须虎。黄飞虎、苏护等大将及杨戬、哪吒、黄天化、雷震子等小将紧随其后，其中肩擎大刀者为七杀星张奎，随行将士姿态各异，场面极为宏大。与伐纣队伍相对而立，着长袍，去身拱手拜伏者，当为伯夷、叔齐二人。画面一侧古树挺拔而生，峰峦层叠，云气氤氲。整幅画面布局严谨，主题突出，其设色富丽，人物描绘生动传神，伯夷叔齐虔诚劝君之态令人动容之态，及武王伐纣途中之宏大场景描绘的淋漓尽致，堪称熙朝五彩扛鼎之作。
本品颈部和腹部所绘“四仙图”及“叩马阻兵”人物故事图均为古代颇为有名的画作题材和戏曲典故。至明代，文献及图像中已可见反复出现以寒山、拾得、刘海、铁拐李构成的“四仙”人物组合，明人李日华于《六研斋笔记》中，详细描述其所见《四仙古像》中即包括以上四仙。万历时期戏曲小说《青袍记》中更是将以上四仙串联为一首诗文。诗云“铁拐本是老仙头，刘海长生永不休。寒山拾得心和合，人人笑我四蓬头”。而四仙的出处与年代互无关联，但“蓬头”这一共同特征将四人连接，形成“四仙”组合图像。寒山、拾得，民间称“和合二仙”，以二人为题材的绘画最早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刘海戏金蟾图像，最早出现于元代，如元人颜辉所绘《蛤蟆仙人图》。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以前刘海戏蟾图多为刘海抱蟾形象，而明代时期其形象细节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首次出现了铜钱元素，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明刘俊《三线戏蟾图》中所见刘海手持铜钱戏蟾的形象。值得关注的是，本品所绘有别于传统绘画题材中四仙的人物构成，四仙中并未出现铁拐李，而是用刘海的两种形象来代替铁拐李。这是否为“四仙”组合的另一版本，其用意值得进步一考证和研究。
“叩马阻兵”人物故事，典出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其以武王伐纣为历史背景，创造出诸神、妖兽等，斗法争权的故事。本品所绘则为《封神演义》中第六十八回“首阳山齐夷阻兵”情节。此一回主要讲述了武王率伐纣大军离开西岐，前往燕山，一路而来，三军欢悦，精神百倍。途径首阳山时。大队人马正行，只见伯夷、叔齐二人，站立中途，阻住大兵前进。并谏曰：“臣受先王养老之恩，终守臣节之义，不得不尽今日之心耳。今大王虽以仁义服天下，岂有父死不葬，援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伐君，可谓忠乎？臣恐天下后世必有为之口实者。”左右众将见夷、齐叩马而谏，军士不得前进，心中大怒，欲举兵杀之。姜子牙忙止之曰：“不可。此天下之义士也。”忙令左右扶之而去，众兵方得前进。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之。终至守节饿死。故而后世常将伯夷、叔齐视为守节忠烈之士，传颂于世。
康熙五彩冠绝一时，为世人所重。究其原因，固然与彩料精研，出色绚丽有关，更胜在其画法独特，风格一绝，均令后世难以企及。诚如清人陈浏《匋雅》赞曰“康熙彩之颜料，因非后世所常有。论其画手高妙，不但官窑器皿，髣髴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纵观本品无论颈部所绘“四仙图”还是腹部主题纹饰，均与平常所见以版画为题材之作品大不相同，其无论用笔，还是设色，均与文人画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远非一般庸工俗匠所能为之，当为熙朝高水平文人画手绘制而成。其中“四仙图”与明代释道人物画有着明显的借鉴关系。检索相关资料可知，目前所见最早将“寒山、拾得、刘海、铁拐李”作为四仙组合入画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宣德时期商喜《四仙拱寿图》。较之本品，虽然画作中四仙的具体形象动作，身处环境与本品不尽相同，但其画面对称布局及“蓬头”形象、道衣采用折线勾勒并进行不同色阶渲染的技法较为接近；另外，明人刘俊《刘海戏金蟾图》中刘海抱蟾的形象设计亦与本品相类。
此外，主题纹饰“叩马阻兵”画面场景，则与宋元时期所流行一类画作群像图有着密切的联系。群像图以突出人物活动为主，要求形神兼备，人物形象符合人物形体、比例、场景透视等原理，更重要的是传达人物性格、气质和神态。如北宋著名画家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其以遒劲而富有韵律、明快而充满活力的线条，勾画诸仙人飘扬的衣袖与繁复的衣纹，幡旗宝盖亦舞动于风中云间，使观者想象仙人腾云御风的神力。人物均为由右向左行进，身姿略侧左方，衣摆则向右飘飞，有明显的方向性，其将群仙形象和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场面宏大气势逼人。相较而言，本品中许多细节可与《朝元仙仗图》相对应。在人物布局上，本品亦采用由右向左行进的方式，幡旗、人物衣摆向右飘飞，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在人物神态刻画方面，注重神态和气质的描绘，千人千面，各不相同。个别人物面部描绘亦有相似画面效果。
明代仇英一些群像绘画作品，是对于《朝元仙仗图》一类的延续和发展，其《临贯休白描罗汉图》恰好是一幅白描作品，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笔触线条，其中一部分瑞兽、金刚、番僧形象与本品一些武将形象相似。此类群像图对于熙朝五彩群像瓷器的创作应该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清人陈浏所言“髣髴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对比仇英画作，不难发现本品云气、苍松、峰峦等场景设置与仇氏画作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此外，群像描绘采用线条勾勒加渲染的技法绘制而成，注重于人物神态的描绘，这亦与本品有着共通之处。由此来看，本品的诞生当与熙朝颇具绘画造诣的文人妙手参与瓷器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有别于单纯戏曲版画的移植。
棒槌瓶为康熙时期的典型瓶型，因形似棒槌而得名。器型大小不一，据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中统计，大者高约70公分，小者仅10公分左右。本品便属前者，高达75厘米，体量如此硕大，制作难度极高，成品率极低，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其并无变形，十分端正，堪称康熙时期制瓷手工业高超技艺之代表。检索公私收藏资料，可知同类型大体量棒槌瓶有青花和五彩两个品类。而且多喜以人物故事题材入画。如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有一对高达80公分的五彩棒槌瓶以郭子仪庆寿图题材入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亦藏有一件体量相同五彩人物故事题材棒槌瓶，其画面一隅树木的走势和山石的画法与本品如出一辙，推测为同出一人之手。同等体量的青花作品，见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一件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棒槌瓶以及中国嘉德2020年秋拍所释出一件青花临潼斗宝图棒槌瓶，可资对比研究。
本品体量硕大，气势颇为恢宏，其通体五彩装饰色彩富丽，五彩艳丽醒目，不负康熙“硬彩之极轨”的盛名。其纹饰师法宋明文人画作创制而成，构图严谨，主题突出，人物描绘生动细腻，用笔精妙，极尽时人之能事，传世所见难出其右者，堪称熙朝五彩扛鼎之作，颇值关注。
此外，主题纹饰“叩马阻兵”画面场景，则与宋元时期所流行一类画作群像图有着密切的联系。群像图以突出人物活动为主，要求形神兼备，人物形象符合人物形体、比例、场景透视等原理，更重要的是传达人物性格、气质和神态。如北宋著名画家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其以遒劲而富有韵律、明快而充满活力的线条，勾画诸仙人飘扬的衣袖与繁复的衣纹，幡旗宝盖亦舞动于风中云间，使观者想象仙人腾云御风的神力。人物均为由右向左行进，身姿略侧左方，衣摆则向右飘飞，有明显的方向性，其将群仙形象和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场面宏大气势逼人。相较而言，本品中许多细节可与《朝元仙仗图》相对应。在人物布局上，本品亦采用由右向左行进的方式，幡旗、人物衣摆向右飘飞，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在人物神态刻画方面，注重神态和气质的描绘，千人千面，各不相同。个别人物面部描绘亦有相似画面效果。
明代仇英一些群像绘画作品，是对于《朝元仙仗图》一类的延续和发展，其《临贯休白描罗汉图》恰好是一幅白描作品，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笔触线条，其中一部分瑞兽、金刚、番僧形象与本品一些武将形象相似。此类群像图对于熙朝五彩群像瓷器的创作应该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清人陈浏所言“髣髴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对比仇英画作，不难发现本品云气、苍松、峰峦等场景设置与仇氏画作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此外，群像描绘采用线条勾勒加渲染的技法绘制而成，注重于人物神态的描绘，这亦与本品有着共通之处。由此来看，本品的诞生当与熙朝颇具绘画造诣的文人妙手参与瓷器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有别于单纯戏曲版画的移植。
棒槌瓶为康熙时期的典型瓶型，因形似棒槌而得名。器型大小不一，据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中统计，大者高约70公分，小者仅10公分左右。本品便属前者，高达75厘米，体量如此硕大，制作难度极高，成品率极低，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其并无变形，十分端正，堪称康熙时期制瓷手工业高超技艺之代表。检索公私收藏资料，可知同类型大体量棒槌瓶有青花和五彩两个品类。而且多喜以人物故事题材入画。如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有一对高达80公分的五彩棒槌瓶以郭子仪庆寿图题材入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亦藏有一件体量相同五彩人物故事题材棒槌瓶，其画面一隅树木的走势和山石的画法与本品如出一辙，推测为同出一人之手。同等体量的青花作品，见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一件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棒槌瓶以及中国嘉德2020年秋拍所释出一件青花临潼斗宝图棒槌瓶，可资对比研究。
本品体量硕大，气势颇为恢宏，其通体五彩装饰色彩富丽，五彩艳丽醒目，不负康熙“硬彩之极轨”的盛名。其纹饰师法宋明文人画作创制而成，构图严谨，主题突出，人物描绘生动细腻，用笔精妙，极尽时人之能事，传世所见难出其右者，堪称熙朝五彩扛鼎之作，颇值关注。
参阅：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中国清代瓷器》，柯玫瑰著，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59页，图11；
《海外遗珍·陶瓷（卷四）——清代陶瓷》，叶佩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中国嘉德2020年12月3日秋季拍卖会第2434号